陈寅恪的“阜昌”诗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第134页述陈寅恪先生1944年在燕京大学，有“阜昌”诗，但未录。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清华大学出版社）第36页有这首“阜昌”诗：“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题下注：“甲申冬作时卧成都存仁医院。”诗后有“编者注”：“此诗吴宓甲申年录稿，第五句作‘千秋读史心难论’，第七、八句作‘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和《诗集》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1993年，如果不看出版于1997年的《吴宓日记》，一般读者很难知道陈寅恪先生这首诗的所指。《吴宓日记》第九册第379页记述了1944年12月17日他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刘豫是相提并论的。陈寅恪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七、七”事变之后，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在重病中惨死，陈先生和全家仓惶南逃。同样曾经留学日本，他和周作人、钱稻孙在民族战争面前的态度截然不同。因为要往英国医治病目，陈寅恪先生曾经留滞于香港，在这期间，日本人曾经以重金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相诱惑，要陈寅恪先生出面办“东亚文化学院”，当然遭到拒绝。《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5日还有这样的记载：“聆寅恪述前年在港居一千门万户、曲折回环，而多复室密隧之巨宅（电影《白云仙乡》所取景），日军及台湾兵来避扰，幸获脱免事。及拒绝汉奸诱入东亚文化之团体，并名人某某辈，实已甘心作贼，且奔竞求职情形。”“甘心作贼”四字，还可以参见陈寅恪先生1947年阅读汉奸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厂摭忆》之后所题诗：“世乱佳人还作贼”。两位先生的民族意思都是明确而强烈的。

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陈寅恪和吴宓先生在政治上都不是革命派，即使对辛亥革命，他们也并没有热情赞颂过，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曾经明白地表示过他对清王朝的怀念，在这一点上，陈寅恪、王国维、吴宓有同戚焉。在1944年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已经不是封建与共和的选择，而是亡国灭种的危急。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他以为汪精卫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汪兆镛先汪兆铭而死，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对一个人的评价，盖棺尚不一定有定论。自己的民族气节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认识又是一回事。认识历史有时候甚至比舍生取义更难。从《吴宓日记》中间的多处记叙可以看到；陈寅恪和他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并不乐观。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陈寅恪就曾经对吴宓讲：“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系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68页）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是“悲观派”，但他绝不是“投降派”。以后的战事发展，连华南也丧于敌手。但是，中国毕竟没有投降，坚持到最后，投降的还是日本。从陈寅恪先生的诗，从吴宓的日记，我们正可以发现一代文宗的崎岖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