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开除学籍

文|柏杨

东北大学是我千辛万苦求学的终点。我到沈陽时，已是初冬，北国寒冽的冷风，跟四川迥然不同，何况我又交 回了学生公社借给的棉大衣。好在那时候有救济总署的国际救助物资，那是来自西方国家民间捐赠的御寒衣服。我随着还没有毕业的同学，被带到仓库，挑了一件勉强合身的毛制品大衣和一个八角帽，这是我到东北后第一件冬装。

我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收入，靠过去节俭下来的一点储蓄生活（其实我到后来已加倍浪费，一天要买两支烟，而且升了一级，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还吸货真价实的美国烟。日本一投降，美军的剩余物资大量流向中国，十分便宜，司令牌完全被市场扫地出门。后来到了南京，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发现简直是世界上第一美味，可惜价钱太贵，我发誓当有一天我有钱买上整整一盒时，一定把它一口气吃光）。可是，到了沈陽后，面对自己身无一文的“闯关东”的抱负，忽然茫然，不知道怎么闯法。一位同班同学被学校延聘为助教，那种感激欢喜的表情，真叫我惊讶。有人也建议我到中学教书。如果教书，又何必跑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可是除了这条路，只有饿死。于是在当初祖国学社负责人杨德钧、苗景隆、廖衡等人怂恿下，在小西边门找到一个日本商社的房子，不知道杨德钧运用什么关系，就搬了进去，在门口挂上“祖国文化馆”的招牌，希望开一家书店。

然而再也想不到并没有开成书店，我反而一夕之间，成为一名木材商人，抚顺县东面几个山头的树林，都在我的大名之下。分析起来，稀松平常，不过一场官商勾结的把戏而已。本溪煤铁公司正需要大量坑木，那就是，挖掘煤矿时，用来支起坑道，免得坍塌的木头。这种坑木材质虽不好，需要量却非常庞大。当地木材商人和新来的接收官僚，既对不上话，也搭不上线，于是，有人找到我。我有一位老师，当沈陽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他有一位朋友在本溪煤铁公司当副总经理，就这样我去向那位副总经理推销。一分钟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坑木，一分钟后，我却成了一名坑木商，讲得头头是道。那正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副总经理正为坑木大为烦恼，很多商人向他们推销时，满口承当并找有铺保，答应在限期内把坑木送到本溪车站，可是结果全都一去无踪。有些当然是存心欺骗，但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木材商人，千辛万苦从山头把树木砍下，运到火车站时，却被国民党 军抢劫一空，拿去劈柴取暖。所以当我向他保证一定可以运到的时候，副总经理相信老同学的学生，同意这笔买卖。大概经过一个月的往返折腾，我取得了十两黄金的佣金。

十两黄金的佣金是当初木材商指天发誓所承诺的数目，可是到真正拿到支票的时候，木材商的面孔开始不一样了。最初是先给我二两，剩下的八两作为投资，最后则出言恐吓说：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外省人，我们把你扔到野地里，叫狼吃掉，你家里十年都找不到你的下落。”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商业行为所遇到的挫折，使我看到翻脸的迅速及彻底的镜头，大为震骇。我故作镇静地告诉那些商人：

“我如果二十分钟后不走出中苏联谊社（这是当时的五星级饭店，木材商的写字间设在那里），我的同学就会报警，报出你们的名字。我不怕死，我如果怕死，不来东北，而且你们今天如果不立刻付款，我马上就打电话到本溪，报告公司你们这个骗局。”

这样才把他们镇住。实际上我从没有想到好朋友为钱会生出那么恶毒的念头、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根本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只好开出支票，我不准他们划钱，立刻到银行提出现款，第二天换成十两黄金，全数交 给廖衡保管。

十两，在那个时代穷困学生眼中，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就用它来维持祖国文化馆的开支。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晴天霹雳又打到我头上，再也想不到，假证件 的事又东窗事发。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那年暑假，东北大学刚刚开学，听到风声说：我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一位叫吕文达的好友从北陵坐马车赶到小西边门，告诉我这个噩耗。

“怎么回事？”我惊骇地问。

原来，日本投降“害死了人”。学校把毕业生的证件 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对南京中央大学档案，发现根本没有郭衣洞这个学生，明显不过地是伪造文书，于是下令开除学籍。不但开除我东北大学的学籍，还通令全国院校，宣布我的罪状，任何院校不得收容。这个置人于死地的通令，只有兽性*发作的人才想得出来。我怔怔地仰头望天，这一生为了上大学所付出的眼泪，现在全成泡沫。我伪造证件 固然触法，但何至赶尽杀绝，不留一条生路。侥幸的是，我总算没有留在学校当助教，也没有到其他中学当老师。

不过，不久之后，我却糊里糊涂地当上大学教授。东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陽成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大概看我是重庆来的外省人，在社会上又相当活跃，于是请我当政治系副教授。这个正在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的草创学府，还没有赶得上看到教育部开除我的文件。稍后，我遇到“青干班”同学徐天祥，徐天祥又把我介绍到设于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跟他一起当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生活得以维持。而且，情况开始好转，徐天祥取得一个军中将领的支持，答应每月给我们一个连的补给品，要我们办一家日报。这一连三件事，都是救命船，因为那巨额的十两黄金，在我们不谙撙节的花费下，很快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四十五年后，我在台北接到一本《辽东文法学院师生小传》，在世的师生，仍有二百余名，卷中还刊出我的小传，并记载说：“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许，中国文联组联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小组负责人佟书，代表我们同学在北京饭店房间，拜望了阔别四十年的老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和他的夫人（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女士）。互相寒暄之后，柏杨老师请佟书转达他对同学们的问候，并表示下次回大陆 探亲，定要看望大家，同时还询问了徐院长安西、匡扶教授和几位同学。此时，佟书将他书写的条幅——《遥寄台湾柏杨先生》（徐竹影作诗）：”隔海凭栏无限情，元宵佳节忆先生。杯中一两相思月，饮到三更映到明。‘——赠给柏杨老师。先生极为高兴，连说：“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好。’表示回到台北，一定挂在客厅正中壁上，以示留念。”想不到一个轻轻脚印，竟留给我如此深远的温 馨。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陰*，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我在沈陽市中华路找到一栋房子，挂起《大东日报》招牌，买了一部印刷机，搬出祖国文化馆，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从辽陽逃出来的警察界朋友孙建章，共同住进报社，开始筹备出报，包括向中央zheng府申请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