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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月有感 白居易 文学赏析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信难求

此诗读来如听诗人倾诉自己身受的离乱之苦。诗的前两联就是从“时难年荒”这一时代的灾难起笔,以亲身经历概括出战乱频年、家园荒残、手足离散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的现实生活。接着诗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

望月有感

唐代:白居易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唐诗三百首,初中古诗,望月,抒情,思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从河南地区经历战乱,关内一带漕运受阻致使饥荒四起,我们兄弟也因此流离失散,各自在一处。因为看到月亮而有所感触,便随性写成诗一首来记录感想,寄给在浮梁的大哥、在於潜的七哥,在乌江的十五哥和在符离、下邽的弟弟妹妹们看。

战乱灾荒祖先产业荡然空,弟兄漂泊寄居他乡各西东。

战乱过后田园荒芜寥落,逃亡途中骨肉同胞流落离散。

顾影自怜好象离群的旅雁,行踪不定酷似无根的秋蓬。

同看明月,分散的亲人都会伤心落泪,一夜思乡心情五地相同。

注释

河南:唐时河南道,辖今河南省大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部分地区。

关内:关内道,辖今陕西大部及甘肃、宁夏、内蒙的部分地区。

阻饥:遭受饥荒等困难。

浮梁大兄:白居易的长兄白幼文,贞元十四、五年(798—799年)间任饶州浮梁(今属江西景德镇)主簿。

於潜七兄:白居易叔父白季康的长子,时为於潜(今浙江临安县)县尉。

乌江十五兄:白居易的从兄白逸,时任乌江(今安徽和县)主簿。

符离:在今安徽宿县内。白居易的父亲在彭城(今江苏徐州)作官多年,就把家安置在符离。

下邽: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县。白氏祖居曾在此。

时难年荒:指遭受战乱和灾荒。荒,一作“饥”。

世业:祖传的产业。唐代初年推行授田制度,所授之田分“口分田”和“世业田”,人死后,子孙可以继承“世业田”。

羁旅:漂泊流浪。

寥落:荒芜零落。

干戈:古代两种兵器,此代指战争。

吊影:一个人孤身独处,形影相伴,没有伴侣。

千里雁:比喻兄弟们相隔千里,皆如孤雁离群。

辞根:草木离开根部,比喻兄弟们各自背井离乡。

九秋蓬:深秋时节随风飘转的蓬草,古人用来比喻游子在异乡漂泊。九秋,秋天。

乡心:思亲恋乡之心。

五处:即诗题所言五处。▲

参考资料:

1、彭定求 等.全唐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080页2、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室.九年义务教育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96-1973、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127-128

鉴赏

这是一首感情浓郁的抒情诗。全诗意在写经乱之后,怀念诸位兄弟姊妹。

此诗读来如听诗人倾诉自己身受的离乱之苦。诗的前两联就是从“时难年荒”这一时代的灾难起笔,以亲身经历概括出战乱频年、家园荒残、手足离散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的现实生活。接着诗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时难,即指题目中所说的“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到白居易和产业,经过这场战乱已荡然无存,骨肉兄弟们为了生计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各奔东西。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写战乱结束后的凄凉景象。战乱纷争终于结束了,然而,田地荒芜,杂草丛生,骨肉亲人仍流离失所,漂泊者相望于道。这两联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历来,战争带给人民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亲人们有家不能回,战争一起,田地、产业个部付诸东流,劳命伤则一,所有的不幸都得由人民来承担,兴、亡,最苦的都是百姓。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不仅以千里孤雁、九秋断蓬作了形象贴切的比拟,而且以吊影分飞与辞根离散这样传神的描述,赋予它们孤苦凄惶的情态,深刻揭示了饱经战乱的零落之苦。

所以结尾,诗人用“明月”这一自古以来就容易引人遐思的美好意象点明了题意。孤单的诗人凄惶中夜深难寐,举首遥望孤悬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联想到飘散在各地的兄长弟妹们。他想:如果此时大家都在举目遥望这轮勾引无限乡思的明月,也会和自己一样潸潸泪垂吧!这一夜之中,流散五处深切思念家园的心,也都会是相同的。诗人在这里以绵邈真挚的诗思,构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乡愁的图景,形成了默契。从而收结全诗,创造出浑朴真淳、引人共鸣的艺术境界。

全诗以白描的手法,采用平易的家常话语,抒写人们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实情感。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这首诗不用典故,不事藻绘,语言浅白平实而又意蕴精深,情韵动人,堪称“用常得奇”的佳作。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22]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

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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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信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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