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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赏析 论语 孟子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浅见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认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 孟子

《论语》主要是记孔子言行的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把奴隶主阶级垄断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影响。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他不语怪、力、乱、神,而教人则循循善诱,重在启发,举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他为了行"道",企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论语》一书主要是孔子弟子所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孔门后学七十子的门人所记,所以书中的称谓、体例和文章风格都不一致。据班固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从《论语》全书来看,决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班固这一判断和解释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柳宗元《认语辩》据书中记曾子将死,去孔子之后已数十年,认为是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那么,《论语》的成书至早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

《论语》在汉代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出孔子壁中,有二十一篇。《齐论语》是齐国学者所传,凡二十二篇。以上二本早已亡佚。《鲁论语》是鲁国学者所传,凡二十篇,就是现在通行的《论语》。南宋以后,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和《孟子》,号为《四书》。

《论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概念是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而这个"爱"体现在孝、弟、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上。这是符合后来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的。因此,过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利用孔子来巩固其政治,而尊之为"圣人"。

孔子处于矛盾复杂的过渡时代,他的某些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例如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又如仲弓问政,他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冉求为季氏聚敛,他就严厉地谴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是同情穷人的。公西赤使齐,冉求为其母请粟,与之五秉。他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原宪为宰,辞粟九百,他说:"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以上《雍也》)孔子的有关教育、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有不少的精理名言,例如"有教无类"(《卫灵公》)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以上《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等。孔子生平最重诗教,曾对弟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对《诗经》价值的认识和诗歌创作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季氏》以后,章句较前稍长,文辞较前尤畅。但主要特点则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例如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子罕》)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松柏的礼赞,而是概括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后世多少诗人所歌颂的"郁郁涧底松"和"松柏有本性",都是从孔子这一深刻的观察中得到启示。又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赐看见孔子有道不仕,设问道:"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同上)这样就把当时孔门弟子间的亲切谈话宛转曲折地表达出来,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又如《阳货》篇有这样一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这段语录既诙谐,又严肃。孔子平日的风趣,子游的笃信师说,他们师弟子间的和平愉悦之情都宛然如见。

《论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先进》篇弟子侍坐章,仲由的坦率,冉求、公西赤的谦逊,曾点的洒脱,以及《微子》篇长沮、桀溺、丈人遗世傲慢的隐逸形象,都写得具体生动。而全书浅近易懂,接近口语,如《八佾》篇"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及"管氏而知礼,熟不知礼"等,又是本书另一特点。

墨子名翟,鲁人,年代略后于孔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尖锐对立,故遭到孟子强烈反对。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他的中心思想是"兼爱"。他的"兼爱"和"非攻"的主张,在"强劫弱"、"众暴寡"的春秋战国之际,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渴望。不过他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统治阶级"兼爱"人民,是不可能的。书中《七患》、《辞过》、《节用》等篇指出天下乱源在于统治阶级"单(殚)财劳力,奢侈无度",深刻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尚同》、《天志》、《明鬼》等篇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墨子》一书也是弟子所记,故多称"子墨子"。文章质朴,较少文采,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说理,从具体问题的争论进而为概括性的辩难,这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兼爱》、《非攻》等篇层层推演,由小及大,以此例彼,例如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非攻》上)以下再从攘人犬豕鸡豚说到攻国,都是亏人自利的事。既是说理,又是譬喻,虽语言质而不华,却极为明白易懂。有些文章如《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

《孟子》是记孟子言行的书。孟子(前370?-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他曾游梁,说惠王,不能用,乃见齐宣王,为客卿。宣王很尊礼他,但亦终不见用。于是归而述孔子之意,明先王之道,以教弟子。孟子卒,门人万章、公孙丑之徒记其言行为《孟子》七篇。别有《外书》四篇,久佚不传。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义,是孔子学说的发展。孟子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仁政的具体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他主张恢复理想化的井田制度,实际是要实行一夫授田百亩的小农经济。这些就是他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民本思想是孟子的主要政治思想,他曾告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又告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以上《梁惠王》上)这就是说,真正能够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此,他就随时启发他们去爱人民、争取人民。在具体措施上要"与民偕乐","与民同乐",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而且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以上《梁惠王》上、下)。因此,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齐宣王问汤武放伐之事,怀疑臣不可以弑君。孟子则直告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些话在当时看来,都是极其大胆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的言论和主张也还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例如他既强调王政以民为本,又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他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所以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以上《滕文公》上)他不但把劳心和劳力对立起来,而且强分高低,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制造借口。这对后世有极不良的影响。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充分反映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例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问明许行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以见社会分工的必要;再进而论治天下之不可耕且为,列举尧、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下乔木而入于幽谷"。声色俱厉,气盛言宜。又如"好辩"一章(《滕文公》下)历述唐虞三代以来一治一乱之故,而以辟杨、墨的邪说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孔子作《春秋》。又如"齐桓晋文"一间(《梁惠王》上)问齐宣王之所大欲,"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自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铺张扬厉,几乎和纵横策士抵掌而谈的风趣相仿佛。其次是善设机巧,引人入觳,先纵后擒,使人无法躲避。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齐王为何"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紧接"王请度之"。但不待齐王回答,即又进而诘问:"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逼使齐王不得不说出:"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这层层追问、步步逼紧的方法进行论战,有时竟弄得齐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和陈相辩论时,也用同样的方法逼使陈相不得不承认:"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这样辩才无碍的学者,是颇有战国策士之风的。其次是常用譬喻来陈说事理,辩论是非,既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又加强了说服力。例如对梁惠王"民不加多"之问,以战为喻;对梁襄王"孰能一之"之问,以苗为喻;对齐宣王"不为"与"不能"之问,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及"为长者折枝"为喻等。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简单的、一般的,而是复杂的、多样的。举其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晋人有冯妇者"章(《尽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叠互的,如"礼与食孰重"章(《告子》下)。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长(《公孙丑》上)、齐人乞墦(《离娄》下)。现举后者为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其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口间)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食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者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个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讽刺剧。全部内容包括五段情节:一、齐人对妻子的夸口;二、妻子的怀疑和妻妾的商议;三、妻子的追踪和真相的发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骂;五、"良人"无耻的得意的丑相。故事的每一情节,特别是后三段,描绘得异常生动。当然这是作者有意编造的,用来讽刺那些无耻的钻营富贵利达的人们,那个齐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径也就是一幕官场的现形。尖锐幽默,可谓已达极点。明人所撰的《东郭记》传奇和清蒲松龄的《东郭箫鼓儿词》就是以此为主要题材写出的封建时代官场的现形记。所以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语气极为逼真,如答公孙丑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孙丑》上)叙校人欺子产说:"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如此之类很多,大都接近口语,十分生动而有风趣。总之,《孟子》的散文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语录体,比之《论语》却有了很大的发展。

战国作家作品

战国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

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在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中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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