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思政堂记》原文及译文（二）

原文：王君为池州之明年，治其后堂北向，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谓其出政于南向之堂，而思之于此也。其冬，予客过池，而属予记之。

译文：太原王君为池州知州的第二年，整修了他的朝北的后堂，命名为“思政堂”。意思说他在朝南的堂上处理政事，而在这里思考政事。这一年冬天，我路过池州作客，他要我为“思政堂”写一篇记。

原文：君之治堂，易旧腐坏断，既完以固，不窘寒暑。辟而即之，则旧圃之胜，凉台清池，游息之亭，微步之径，皆在其前；平畦浅槛，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于是退处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则君之治民之意勤矣！

译文：王君整修此堂，更换了那些旧腐坏断的地方，修整加固以后，就不被寒暑侵逼。打开堂门就近看去，可那旧园盛景，凉台清池，都在眼前；平整的畦行，低矮的栏杆，培植的佳花美木，都在左右。王君于是退处堂中，日思夜想，不忘政事，王君治理民政多么勤力呀！

原文：夫接于人无穷，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无常，而不可以拘者，时也；其应无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时之变而因之，见必然之理而循之，则事者虽无穷而易应也，虽善惑而易治也。故所与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与违之，必人之所厌也。如此者，未有不始于思，然后得于己。得于己，故谓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政者，岂止于治文书、督赋敛、断狱讼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则无思也；已化矣，则亦岂止于政哉！

译文：那使人应接不暇又容易迷惑的是“事”，变化无常而不可拘守的是“时”，应用没有定例但又不可更改的是“理”。知道“时”的变化而跟着它去变，见到必然之“理”而按照它去做，那么事情虽然没有穷尽也容易应付，虽然使人迷惑也容易治理。所以，如果你所给予的是顺着人们的意愿的，就一定是人们所安适的；如果你所给予的是违背人们的意愿的，就一定是人们所厌恶的。这样做的，没有不是开始于思考，然后自己有所得。自己有所得，所以叫做“德”。端正自己然后去管理百姓，所以叫做“政”。所谓政事，难道仅仅停留在管理公文、督促赋税、判决诉讼而已吗？然而等他一旦有所得，就没有什么可以思考的了；思想已经达到了化境，又何止于政事呢？

原文：今君来为是邦，施用素学，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为不足，而思之于此。虽今之吏不得以尽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则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泽者乎？故予为之书。

译文：现今王君来这个地区任职，施用他平素的学识，来整治州里的政事，既能够得到公余休息，又认为自己还有不足之处，而在此深思。虽然当今的官吏不能够完全实行他的志愿，但是能追随王君如此勤勉的足迹去走，那么，池州的百姓难道会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人吗？所以我为他写了这篇记。

曾巩生于1019年，1057年中进士后，先任太平州司法参军，1060年经欧阳修举荐，分别任过馆阁校 、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在京九年，一直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后经本人要求，先后任越州通判，知齐、襄、洪、福、明、毫诸州。任地方长官十二年。一心为民，所到之处，都关心和帮助解决人民疾苦。他在任齐州太守时，有一周姓豪族，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官吏不敢过问，曾巩到任后，将周家首恶“取置于法”，解人民之忧。齐州地势低洼，常遭水患，他倡修水利，对内外水位进行彻底治理，修渠道、筑水厅，既解决了城内水患，又有利于农业生产，美化环境。他为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在他离任后，当地人在大明湖畔建了座“南丰祠”来纪念他。在知襄州时，他发现前任遗留下来的一宗案件，冤情严重，经他评审，原罪释放了在押的一百多人。在知洪州时，正遇洪州发生瘟疫，他迅速采取措施，使各县镇备好药物，及时送到患者手中，对患病不能自理的百姓，由官府收养，提供官宿和医药，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把许多人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在知福州时，发现官府果园占地很大，与民争利，曾巩下令取消官府这项收入，让利于民。1080年，曾巩奉命在沧州任职，路过 汴京时，神宗听取了曾巩对财政的看法，觉得他很有才能，将其 留在京城，在三班院供职。1082年，曾巩任中书舍人，1083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