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列传序 赏析

游侠列传序

两汉：司马迁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韩非子说：“儒者利用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度，而游侠使用暴力来违犯国家的禁令。”这两种人都曾受到讥评，然而儒者还是多受到世人的称道。至于那些用权术取得宰相、卿、大夫等高官的人，辅佐当世的君主，其功名都记载在史书上了，本来就不必多说什么。至于像季次、原宪二人，均为民间百姓，他们一心读书，具有独善其身、不随波逐流的君子节操，坚持正义，不与世俗苟合，而当时的人们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都住在家徒四壁的蓬室之中，就连布衣粗食也得不到满足。他们逝世已有四百余年了，但他们的弟子却依然不断地纪念他们。现在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当时的国家法令，但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办事求结果，答应人家的事一定兑现，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做到了使危难的人获生，施暴的人丧命，却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本领。以称道自己对他人的恩德为耻。为此，他们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况且急事是人们经常会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被困于井底粮仓，伊尹曾背着鼎锅和砧板当过厨师，傅说也曾隐没在傅险筑墙，吕尚也曾受困于棘津，管仲亦曾遭到囚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子曾在匡地受惊吓，并遭到陈、蔡两国发兵围困而饿得面带菜色。这些人均为儒者所说的有道德的仁人，还遭到如此的灾难，何况那些仅有中等才能而处在乱世末期的人呢?他们所遭受的灾祸又如何能说得完呢!

乡下的人有这样的话：“谁知道什么仁义不仁义，凡是给我好处的人，便是有道德的人。”因此，伯夷认为侍奉周朝是可耻的，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但周文王、周武王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盗跖、庄跻残暴无忌，他们的党徒却没完没了地称颂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庄子所说的：“偷衣钩的人要杀头，窃国的人却做了王侯；王侯的门庭之内，总有仁义存在。”此话一点不假。如今拘泥于教条的那些学者，死抱着那一点点仁义，长久地在世上孤立，还不如降低论调，接近世俗，与世俗共浮沉去猎取功名呢!那些平民出身的游侠，很重视获取和给予的原则，并且恪守诺言，义气传颂千里，为义而死，不顾世人的议论。这正是他们的长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些士人，到了穷困窘迫时，就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游侠，这些游侠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人、豪杰、特殊人物吗?如果把乡间的游侠与季次、原宪等比较地位、衡量能力，看他们对当时社会的贡献，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总之，从办事到见功效，说话守信用来看，游侠的义气又怎么能缺少呢!

古代民间的游侠，已经不得而知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人，都因为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卿相的地位以及封地的丰厚财产，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在诸侯中名声显赫，这不能说不是贤能的人。这就如同顺风呼喊，声音本身并没有加快，是风势激荡罢了。至于像乡里的游侠，修养品德，砥砺名节，扬名天下，没有人不称赞他们的贤能，这才是很难的啊!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游侠，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秦朝以前，民间的游侠，均被埋没而不见于史籍，我非常遗憾。据我所知，汉朝建国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尽管时常触犯当时的法网，然而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们的名不是虚传，士人也不是凭空依附他们。至于那些结党营私的人和豪强互相狼狈为奸，依仗钱财，奴役穷人，依仗势力侵害欺凌那些势孤力弱的人，纵情取乐，游侠们也是颇为憎恨他们的。我感到痛心的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心意，却随便将朱家、郭解等人与那些豪强横暴之徒混为一谈，并加以讥笑。

译文二

韩非说：“儒生往往用文墨来扰乱法律，而侠土往往凭武力来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曾遭到讥评。而有学问的人还是大都被世人所称赞。至于依靠机谋、权术而获得宰相、卿、大夫官位，并辅助当世君主的人，他们的功绩和声名都已著录在史书之中，这些本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又象季次、原宪，他们本是隐居街巷的人，饱读诗书，保持着有独特品行的君子们的那种德性，坚持正义，不随便迎合当世，同世人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辈子居住在简陋的破草房之中，粗麻布衣，粗茶淡饭，尚常常不得温饱。他们死了也就默默无闻了。可是四百多年来，他们的后代学生仍不断地在纪念他们。至于游侠之士，他们的行为虽不符合正式法纪的轨道，但他们说的话一定要兑现，他们办事一定很果决。他们已经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诚心去办。他们不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一旦将别人从危难和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也决不自恃自己的能力，同时羞于夸耀自己的品德。这些，也是很有值得称赞之处的。

况且，平安或危急，是人们常常能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经在井底和米仓中受过危难，伊尹曾经背着铁锅和砧板当过厨子，傅说曾经隐匿在傅岩为人筑墙，吕尚曾经在棘津受穷困，管夷吾曾经披枷带锁，百里奚曾经喂过牛，孔仲尼曾在匡地受到惊骇，又曾在陈国，蔡国饿得面黄如莱叶。这些都是被学土们称为有道德的仁人，还不免遭到这些灾难，更何况那凭着一般才能而处于乱世中的下层人呢？他们所遭受的迫害又怎么能说得完呢？

被称为鄙野的人有这样的话：“怎样知道仁义呢？给我以好处的人就是有德性的人。”所以伯夷耻事周朝，饿死在首阳山，而周文王、周武王并不因此而贬损王号；跖和蹻残酷暴戾，他们的崇拜者却不断地称颂他们的仁义。由此看来，“偷了衣带钩的人被杀头，窃取了国家的人却被封侯，只有那侯门之内才有所谓仁义。”这话可不是假话。

现在有一些拘泥的学者，死抱着短浅的道义，长期地孤立于世俗之外，他们哪里比得上那些议论不高、与世俗一般见识、随波逐流追求名利的人呢？而这些出身平民的游侠之士，一旦许下或取或予的诺言，便千里仗义而行，为别人赴死而不顾世俗议论，他们也有所长，并不是随随便便而能办到的。所以有道德的人在他们困窘的时候是能够向游侠以性命相托的，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贤能、豪杰一类的人吗？如果让乡间小巷的侠士与季次、原宪他们比较一下的话，他们为当时社会所作的贡献，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从功效的显著、言语的信用来看，侠客的正义行为，又怎能轻视呢？

古时候民间侠士，已经无从知道了。近代的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依仗是国君的亲属，凭借着有封地和卿相的富厚，广招天下的贤能之人，使自己的名声在诸侯之间传扬，这不能说不算贤能的了。这好像是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快，只是风势激扬罢了。至于民间的侠士，他们修炼自己的行为，磨砺自己的名誉，使得声名传于天下，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贤能，这真是难能可贵的啊！但是儒家、墨家都排斥、摈弃他们的事迹而不记载于自己的著作中。从秦代以前，出身卑贱的侠客们的事迹，都被埋没而无法见到，我是很痛惜的。就我所知道的，汉朝兴起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虽然他们往往触犯了当时的法网，但他们个人的美德，以及廉洁谦让的作风，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他们的名声不是凭空建立的，人们也不是凭空归附他们的。至于象结成党羽、巴结豪强、互相勾结，倚仗钱财欺压贫穷的人、以野蛮暴力侵害孤弱之辈，以此放纵贪欲，图得自身快乐，游侠们也是很憎恨这些丑行的。我叹息世俗不了解游侠的用心，而轻率地将朱家、郭解等人与豪强暴徒看作同类而加以嘲笑！

注释

1、韩子：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下文引自《韩非子·五蠹》。

2、《春秋》：这里泛指史书。

3、季次：公皙哀，字季次，齐国人，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鲁国人，孔子弟子。

4、独行君子：指独守个人节操，而不随波逐流之人。

5、已诺必诚：已经答应人家的事情，一定要兑现。

6、虞舜窘于井廪：指虞舜为其父瞽叟和其弟象所迫害，他们让舜修米仓，企图把舜烧死；此后又让舜挖井，两人填井陷害舜，然而舜均逃脱了。

7、“伊尹”句：伊尹乃商汤的旧臣，据传说最初伊尹为了接近汤，曾到汤的妻子有莘氏家里当奴仆，后又以“媵臣”的身份，背着做饭的锅和砧板见汤，用做菜的道理阐释他的政治见解，终于被汤所重用。

8、“傅说”句：傅说乃商代武丁的名臣，在未遇武丁时，是一个奴隶，在傅岩筑墙服役。匿：隐没。傅险：即傅岩（在今山西省丰陵县东）。

9、吕尚：吕尚即姜子牙，相传他在70岁时，曾在棘津以屠牛和卖饭谋生。

10、延陵：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封于延陵。

11、孟尝：即孟尝君，齐国贵族田文。

12、春申：即春申君，楚国考烈王的相国黄歇。

13、平原：即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

14、信陵：即信陵君魏无忌，魏安嫠王异母弟。

15、砥：磨炼。

16、排摈：排斥、摈弃。

17、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此五人均为汉代初年著名的游侠，其事迹见传文。

18、朋党：由于共同利益而结伙。比周：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评析

《游侠列传序》在艺术手法方面颇具特色：其一为作者巧妙地运用对比、衬托手法。总的来说是用儒侠作对比，借客形主，从而烘托出游侠的可贵品质。在行文过程中，又分几层进行对比。一类儒者是靠儒术取得了高官的人，他们虚伪狡诈，毫无信义可言，仅凭有权有势，就受到称赞。这与济人之危、奋不顾身的游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类是无所作为，对社会实际没有什么益处的闾巷之儒，他们也历来受称颂，而扶危的游侠，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此外，作者还拿孟尝君、平原君之类的贵族之侠与布衣之侠作了对比。通过上述层层对比，不仅突出了布衣之侠的高贵品质，而且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其二反复咏叹，加强了抒情性。文中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地称赞游侠，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爱憎。首先是从正面肯定他们的言必信、行必果的高尚品德，接着称颂布衣之侠的“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又说遭受困厄之士人，也常常依附游侠的帮助。这些均属满腔热情的称颂。继而用布衣之侠与季次、原宪一类的儒生作对比，并提出“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文章结尾是直接称赞汉代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人“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诚如《古文观止》的评语：“一篇之中，凡六赞游侠，多少抑扬，多少往复，胸中荦落，笔底摅写，极文心之妙。”

司马迁的“苟活”人生 如何成就一部《史记》 

《报任安书》，是公元前93年，由时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激愤地讲述了自己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并着重说明，宫刑之后他之所以要选择含垢忍辱地活着，是因为那部伟大的《史记》尚未完成。

相比历史上的那些“死节”之士，信中司马迁情愿“苟活”的理由，令后世之人言说不尽。

有关一段超高难度的人生，如何成就一部伟大史书的故事，就隐现于这封书信之中。

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不光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还有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传诸后世，两者足以互文见义。

从这封信中，不仅可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与完成过程，更能洞见其人生变故如何影响其生命感知，重塑其生命态度，并以此明心见性，解读世事人性，言说天下兴替。

因其有料有胆有识见，古人早把《报任安书》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四年（前145年），自幼神童一枚。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时开始遍游南北各地，饱览山河名胜。步入仕途后，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著名史家，曾作《论六家之要旨》，以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儒、墨、名、法、道、阴阳各家学说。他还根据《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惜未完成。

临终前，老司马紧握小司马的手，流着眼泪，要儿子继承其未竟事业，编一部上至五帝下至本朝的史书。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按当时的规例，果然接了父亲的班，走马上任太史令一职。

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属于“卿大夫”之流。但由于它是个“近乎卜祝”的角色，即所谓“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因此不为人重视。

好在司马迁看中的是当太史令可以承继父亲的志业，至于别人怎么说，他并不在乎。

然而，正当他努力为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而积极工作并取得进展时，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事情，这便是李陵投降匈奴事件。

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也是员出色的战将。他在与匈奴作战中，多次获得胜利。

天汉二年（前99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出征匈奴，李陵奉汉武帝命令，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到达指定的西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由于遭遇匈奴主力的突然包围，虽经全军上下拼力厮杀，仍无法冲出一条血路。最后，李陵身边将士仅剩十几人，无奈之下，他只得下马投降。

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虽然他们深知李陵的为人，投降匈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甚至另有考虑，但在汉武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说，全都一边倒地痛骂李陵。

唯有太史令司马迁，敢在汉武帝的垂询之下，谈出自己的看法。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十万大军，并歼敌一万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最后战败投降是个错误，但他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投降匈奴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以待机会杀回马枪报效国家，现在万不可对其家属治罪，否则就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他不投降也得投降。

正是此番坦诚直言，触怒了汉武帝。

这位颇为自负的天子，不允许有任何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尤其是司马迁的话，在他看来，是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

他一气之下叫人把司马迁抓起来，投进了牢狱。第二年，汉武帝在杀了李陵全家之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史称“李陵之祸”。

这一年，司马迁四十八岁。

事后证明，司马迁当初的分析是对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李陵在置酒送别即将归国的苏武时，席间曾多次“起舞”，并唱出了“壹绝长别”的悲歌，即著名的《别歌》。

歌中，他一方面对比苏武身陷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操守，自感忏愧；另一方面，又因家属被株连杀害，悲怆地发出“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叹息。

可见，如果汉武帝当年不杀其家属，情况将另当别论，而为他说公道话的司马迁，也能躲过被囚狱中、惨遭宫刑之劫难吧。

“苟且偷生”只为写《史记》

宫刑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而且对受刑人是一种最屈辱的刑罚。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备受凌辱，悲愤满腔，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父亲的遗愿和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以及有待完成的《史记》，便决心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希图出现一线转机中，勇敢地生活下去。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年逾五十岁的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

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老友任安的第一封来信。

实难接受“推贤进士”请托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东北）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于办事有智谋，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做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宠信，逐渐凌驾于卫青之上时，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经卫青荐举，他先做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太始四年（前93年）的四五月间，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给故交司马迁写来一封信。

本来任安来信是出于好意，他在信中也是极力安慰因“李陵之祸”经历了牢狱之灾、宫刑之苦的司马迁，希望他能在度过此劫后有所作为。

但这番好意却也包含着他对司马迁的偏见，即认为他任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而作为宦者，更可以接近皇帝，容易说上话，因而要他乘机“推贤进士”。

司马迁接读此信，有苦难言。自打出狱后任了中书令，自己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考虑，他实难接受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托，故而一直未予回复。

“巫蛊之祸”与给任安回信

转年到了征和元年（前92），朝中发生了“巫蛊之祸”。时任护北军使者的任安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对于任安，起先汉武帝对他的做法没有责怪。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以为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与此同时，汉武帝便就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将其下狱并判腰斩。

任安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再度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受第二次“李陵之祸”。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想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他原谅。

于是，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55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这便是《报任安书》。

接读司马迁这封回信后不久，任安即被腰斩了。

再后来，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

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司马迁生命中激起很大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报任安书》为何会是千古名篇

《报任安书》作为千古名篇，它首先是一篇描写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旷世杰作。其中许多至理名言，如“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都被后人反复引用。

信中还列举古代一些名著，如《春秋》《离骚》《国语》《左传》《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篇等，认为这些不朽名篇都是作者在受到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有着巨大影响。

其次，作为写给狱中友人的书信体私人文本，它还是司马迁本人的心灵自白。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遭受宫刑后，忍受世人的屈辱和耻笑而“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著述的一片苦衷。同时也流露出他打算不完成《史记》，绝不会轻生，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的决心。

信里更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史记》已基本完成。他告诉任安：“近几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最终，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努力，司马迁终于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前92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即《史记》的编撰工作。

这部巨著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记载各朝各代以及秦汉最高统治者的政绩（垓下失败后自杀的项羽是个例外）；“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这五部分通过彼此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编撰者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高度赞扬《史记》，称这部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它对后代不断产生着深刻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几乎没有别的历史著述能与之相提并论。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由于遭受宫刑，司马迁因此得以透过自己的人生，洞见人间世事与春秋兴替，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一桩桩天下往事，写得既活灵活现，又入木三分、意味无穷，也才有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还一读再读不忍释卷的伟大《史记》。

司马迁、司马光和司马懿三人什么关系？

司马迁、司马懿和司马光都有共同的老祖，其中司马懿和司马光的关系更近，属于同宗同族。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河南）人。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早年跟随曹操，后助曹丕成为魏王。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儿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山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此人刚正不阿又顽固不化，愣把复兴中的北宋推向灭亡。

根据司马迁自述，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时的重黎，重黎的后代分散到了卫国、赵国、秦国。在秦国出名的有灭蜀名将司马错。还有一位司马家的司马靳跟随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后来又与之一起被赐死。

所以到秦汉以后，大抵是有三支司马氏宗族的：卫系、赵系、秦系。秦系司马错；赵系司马出了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司马炎（地望迁于河内 是为司马氏族望所在 ）。司马光的直系老祖是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为司马家天下立下许多功劳，死后被赐谥献王。所以司马光属于司马懿的旁支；司马迁本属于卫系司马。但因为“相中山”那位，是他先祖司马憙，一代奸相，中山亡国的祸首。中山国灭亡之后，司马憙家族辗转来到了秦国，他的孙子司马靳军从白起。所以司马迁移花接木，把司马靳写成司马错之孙，从这里开始这里把家谱改了，他成了秦系司马家之人。

所以司马迁不为中山单独立传，没法子写。祖先败国是不忠，自己改族谱是不孝。不忠不孝的名声落在谁身上，都难以立足，更别说尤其看重出身和名声的古代。综上所述，司马迁、司马懿、司马光是同祖同宗。司马光是西晋皇族后人，是司马懿的旁支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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