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两次“倒孙”风潮！

原载于《文史精华》2011年第8期，作者程慧。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有了统一的组织、纲领和行动计划，但它的内部却很不一致。它的领导成员分别来自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不同的地方革命组织。他们曾因革命理论、策略路线、思想看法，乃至个人做事风格的不同，在中国同盟会内产生了矛盾和纷争，并最终演变成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倒孙（中山）”风潮。

序曲

1907年初，孙中山与黄兴曾因国旗图样问题发生激烈争执。黄兴主张用“井字旗”，孙中山主张继续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国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象”，必须迅速毁弃。争论中，黄兴坚决废弃青天白日旗的主张使孙中山很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孙中山不容异议，黄兴“怒而退会”，并“发誓脱同盟会籍”。但是，冷静下来之后，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他致书胡汉民说：“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虽然这场国旗风波没有使孙黄关系破裂，但是，却在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投下了阴影。宋教仁本来就认为孙中山“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当他得知此事后，就更增加了不满，从而萌发了“早自为计”的念头。3月1日，他向孙中山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同月23日，偕白逾桓等离开东京赴奉天运动绿林武装。后来，他也加入了“倒孙”风潮的行列。

第一次“倒孙”风潮

1906年底，清朝政府镇压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之后，感到对革命力量不可忽视，追寻“祸本”，认为出自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因此，通过驻日公使杨枢等出面交涉，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对此要求，日本西园寺内阁采取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又从本国利益出发，力争不得罪中国革命党人。于是，日本政府通过黑龙会首脑内田良平和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等人通知孙中山，要求孙迅速离开日本，否则不能保证其安全。同时日本政府又答应资助孙中山5000元，另有一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1万元，作为孙中山离日的经费。孙中山因为经费拮据，急需资金发动南方武装起义，再说日本政府并末附加政治条件，因此，接受了两笔赠款。1907年3月5日，孙中山偕胡汉民及日本人萱野长知等人离开日本南下。事后数日，西园寺内阁通知清朝政府，已经驱逐孙中山出境。清朝政府立即大肆宣扬，炫为外交上的胜利。

孙中山离日前，只拿出2000元作为章炳麟等人主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经费，对于全部资助情况，他没有向同盟会作出说明。这成了第一次“倒孙”风潮的导火线。

孙中山接受日本商人1万元的资助，章炳麟、张继等革命党人是知道的。作为《民报》主编，章炳麟认为，只留2000元不够，1万元应该全部留下。孙中山离日后，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次郎及和田三郎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得知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资助5000元一事，便与中介人宫崎寅藏吵闹，并告知章炳麟、张继等人，谓孙中山未将此事告知本部，可能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中另有隐情。东京的革命党人得知真相后，情绪十分激烈，便开始大闹。他们认为孙中山是“受贿”、“被收买了”，“有损于同盟会的威信”等。张继说：“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师培说：“孙文受贿！”章炳麟则大怒，立即把《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下，在照片背后写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他以为孙中山在香港，便把照片和批语寄去，以羞辱孙中山。他们掀起了反孙大合唱。恰在此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犹如干柴烈火、一触即燃，终于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反对孙中山的同盟会员越来越多。张继、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催促同盟会总部庶务刘揆一召集大会，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在《民报》社发生的争论中，张继甚至与刘揆一扭打起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17日，为筹备在广东的钦廉起义，孙中山派萱野长知赴日购枪械。在宫崎寅藏协助下，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支、子弹120万发。对于为革命军购买枪械，章炳麟等人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黄二人但求其多而价廉，认为械多可张大声势”。而这种村田式快枪属明治十八式，在日本已经落后了，而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

平山周等人获悉后，转告了章炳麟。章炳麟知道后，大吵大嚷：“孙某所购的村田式军火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出于意气，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购械计划由此搁浅。

冯自由连忙将这件事转告孙中山。购买枪弹事属军事秘密，章炳麟竟以明码泄露。孙中山非常气恼，便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炳麟。接着，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再干预军事。

由于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混乱状态日益严重，刘揆一写信告知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要求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刘揆一要孙中山“引咎”，意在以孙中山的高姿态来平息越来越盛的“倒孙”风潮。对此，孙中山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但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职，前提是同盟会本部及章炳麟先承认错误。

在此紧要关头，被章炳麟、刘师培拥戴的黄兴从革命大局出发表现出了高姿态。他回刘揆一说：“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拒任同盟会总理，东京的“倒孙”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这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清吏在审讯时问及行刺是否为孙文指使，徐锡麟答道：“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在此之前，徐锡麟因与孙中山“宗旨不合”而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这也反映出光复会领导人对孙中山的强烈不满。

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给同盟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风潮之后，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本部持冷淡态度。章炳麟则对中国革命感到迷茫、失望，醉心于佛教，想到印度去当和尚。张继、刘师培则提倡无政府主义，否定三民主义。

第二次“倒孙”风潮

自第一次“倒孙”风潮之后，伤心失望的孙中山将热情和心血都投到南洋方面，对东京同盟会愈来愈冷淡，而《民报》在章炳麟的主持下，渐渐倾向于谈论国粹与佛学，失去了对最热点问题的关注，销路锐减，经费紧张。

1908年《民报》被封，章炳麟力主迁往美国或其他地方继续出版，而这样做就必须筹集相当一笔经费。他急函孙中山，要求资助。而这时，孙中山正为安置云南河口之役退入越南并被辗转遣送到新加坡的数百名革命军将士而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民报》复刊之事。章炳麟以为孙是故意置之不理。他气愤地责备孙中山说：“《民报》被封，猝谋迁徙，移书告急，一切置若罔闻。”认为孙中山“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对孙中山大动肝火。

在武装起义地点选择问题上，孙中山坚持应当全力在两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因为这一带既有现成的会党可以利用，从国外接济军火又最方便。1907、1908年间，他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发动了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等6次起义，花掉了艰苦募集得来的全部经费。这6次起义全被镇压，并且未能给清政府造成明显威胁。这样，章炳麟和原光复会陶成章、原华兴会宋教仁对孙的策略产生了怀疑，要求同盟会将武装起义的地点选在他们多年经营、有着良好革命基础和影响更广的长江流域。可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孙中山对章炳麟等人的要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内地工作以必要的支持。陶成章等人遂计划联合江、浙、皖、赣、闽五省会党，成立革命协会，开展活动。

1908年9月，为了《民报》的继续生存筹款，也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陶成章远赴新加坡。来到新加坡后，陶成章提出拨3000元给《民报》作经费。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交给陶变款，以救燃眉之急。此举在陶成章看来简直是戏弄。陶又要求筹5万元回浙江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则表态“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

陶成章的筹款要求被孙中山断然拒绝后，极为失望，于是决定独自经营、自行筹款。他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仰光、槟榔屿等地，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筹饷。可是，这些地方的华侨认捐都很少，常常仅仅是二三百元，陶成章便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他开始公然与孙中山对立，声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1000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

1909年9月，陶成章联合李燮和、柳聘农、沈钧业、陈方度、胡国梁、易本羲等南洋革命党人，以江浙湘鄂闽粤蜀7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又称《孙文罪状》。《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汇丰银行储款20万；其兄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是由孙中山汇款助建；罗列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害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3种12项；提出善后办法9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这一举动酿成了第二次“倒孙”风潮，并将内部纷争一下子推到了破裂的边缘。陶成章与李燮和还决定“整顿会务，上书东京总部论孙文，请易黄兴为会长”。他带着《孙文罪状》，跑回东京，找到了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被黄兴拒绝。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从南洋来到东京，完全撇开原主编章炳麟而秘密筹备《民报》复刊的事件。汪精卫自行编辑出版了《民报》第25号。这在原来的分歧与冲突上，又火上浇油。章炳麟怒不可遏，在陶成章的鼓动下，撰写了《伪〈民报〉检举状》，印成传单、散发各处。文中说“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申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并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保皇党的喉舌《南洋总汇新报》于1909年11月6日对此文进行转载，并改题为《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乘机对孙中山和革命党大肆进行辱骂和攻击。

黄兴迅即以中国同盟会庶务部的名义，发布《致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同志书》，说明章炳麟、陶成章发往美洲、南洋各地的“公函”决不代表同盟会总部之意，强调“近日奸细充斥，极力欲摇撼本党，造谣离间之事陆续不绝，同人可置之不理”。孙中山也于1909年10月29日在《致吴稚晖述历来革命经费收支实情以辨诬函》中，为经费情况进行辩解。

孙中山所掌握的同盟会报纸，也组织了系列文章进行反驳。香港《中国日报》就称章炳麟为“满洲鹰犬”、“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争吵的双方，都竞相把污水泼得对手满头满身。

正在法国的张继，也吵吵嚷嚷地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则一边致函吴稚晖，要求他在巴黎《新世纪》上撰文“加以公道之评判”；一边写信给张继，拒绝他的无理要求。

在此危机时刻，黄兴再一次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他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并要求美洲同志与孙中山先生“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

为了消除误会和影响，南洋同盟会派人去九龙调查了孙中山的经济情况，发现“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间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南洋同志切实调查以后，公布了实情。

影响

第二次“倒孙”风潮终告平息，但是裂痕却无法弥合。像刘师培这样的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反感进一步激化为鄙夷和仇恨。他将自己脱离革命阵营的缘由归结为“失望”二字。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所谓“隐情”，即是他认为革命党人在公生活与私生活均有缺失。最终，刘师培出卖革命党人，投入两江总督端方幕府，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而同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和章炳麟则由生死与共的战友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此后两三年，章炳麟多次撰文攻击孙中山，诋毁孙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孙中山反唇相讥，痛骂章是“丧心病狂”的“陋儒”。双方相互攻讦，已毫无理智可言。

两次“倒孙”风潮最终导致了同盟会的分裂。1910年2月，光复会宣告重建，以章炳麟、陶成章为正副会长，设执行局于南洋，公开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宋教仁、谭人凤于1911年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公开抛弃了民生主义，实际上成为又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孙中山则着手将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同盟会的分裂，对后来的革命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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