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平民史诗

来源：真影视地平线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如同走完了人的一生，而无处释放的压抑，并非来自故事本身，而是因为情感的共鸣以及比照现实所产生的思考。

作为贾樟柯“故乡三部曲”第二部的《站台》，虽然没有《小武》那般对于边缘人物生存状态的刻画，却直接将目光锁定在小镇青年男女最为隐秘的精神世界。《小武》中的一个人，《站台》中的一群人，从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光阴里，贾樟柯将自己个人情感深深地融入了进去，然后，透过那些带着明显时代印记的物品，给观众呈现出了一代人在现实与理想中挣扎的真实状态

用近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采用跟拍的手法，在电影的大部分时间里，让摄像机与人物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全景或是远景的画面呈现，总是给观众一种偷窥的感觉。

这种刻意让观众成为旁观者的设定，首先摆脱了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然后，利用这种方式，贾樟柯一边在告诉观众，这不是属于你们的时代，一边又用最熟悉的人或事，慢慢勾起观众普遍存在的情感共鸣。这样，在融入与跳出结合的观影情绪中，每一个人都在直接或是间接地理解着小镇无可避免的改革发展中，那群渴望外面世界却又无能为力青年的悸动与迷茫，彷徨与挣扎。

有人说，贾樟柯拍的电影，基本都与他曾经的经历有关。

的确如此，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就像《站台》最开始打出的“献给我的父亲”那样，这里面有贾樟柯最熟悉的生活。当把这种生活融入时代发展的大环境中时，这部电影早已不属于贾樟柯一个人的了，因为，我们总是能从故事中窥探到自己的影子。

时光荏苒，一切都在变化着，最后，只有留下那座小镇，以及小镇里依旧苦苦挣扎的青年们，我想，曾经是这样，当下也有可能是这样。

1

“站台”的片名源自八十年代的一首同名歌曲，作为红极一时的迪斯科舞曲，它代表着一种面对新鲜事物蓬勃发展的向往与冲动，“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的歌词，就像是给压抑许久的情绪，找寻着适合的发泄点。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站台”作为火车迎来送往的地方，它连接着小镇与外面的世界，正如电影中崔明亮一行，在火车来临时，总是拼命嚎叫着追赶着，因为，在铁轨的尽头，有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

电影的故事发生地，依旧放在了山西汾阳这座小镇，这是贾樟柯固定不变的地点。比起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热衷黄沙满天的黄土高原，第六代导演的贾樟柯似乎更加喜欢具有平民烟火气息的小城镇。

这里距离人群最近，这里也能够时刻找寻到时代发展所遗留的印记。除去带有使命感的深刻反思，《站台》这部电影，并没有给故事强加上某种想要改变社会的责任，它要做的只是记录，然后，在时光的流逝中，尽可能的还原出被时代碾压下群体的精神面貌。

文工团工作的崔明亮等人，一直想要将自己推向更大的舞台表演，而对于新生事物的热衷，让崔明亮渐渐开始具有了反叛意识。从电影最开始上车的那场戏，这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生活态度就已经初露端倪，与团长的顶嘴肆意张扬着自我的个性，而赶时髦让母亲修改的喇叭裤，以及时刻挑战着父亲的权威，则是自主意识复苏的明显征兆。

改革开放初期，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悄然发生着，而最深刻的影响，莫过于人们精神状态上的改变，从画地为牢到试图冲破牢笼，脚下的根还未扎稳便开始想要飞翔，可想而知，负重前行带来的压力总是无情的打击着每个想要展翅高飞的年轻人。

《站台》这部电影，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拧巴，人与外部环境的拧巴，人与内部自我的拧巴。通过电影，我们是很容易猜到这些人最终归宿的，可却还是一厢情愿的希望他们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于是，贾樟柯正好利用荧幕内现实的残酷与荧幕外理想的破碎为出发点，展示着最真实的县城生活。

在电影中，时刻都在呈现着新旧事物的交替，除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喇叭裤，还有以邓丽君和林子祥为代表的港台歌曲，以《流浪者》和《加里森敢死队》为代表的外国作品，这些小城镇原本没有的新鲜事物，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让崔明亮等人本应安稳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有欲望是好事，可是如果对于欲望不加以控制，那么，在对比现实后带来的落差感，很容易击溃本就脆弱的底层文化。

底层文化拥有着淳朴的乡土情结，这是维系人与人情感的基础，而从乡村朝着城市过渡的过程中，最容易丢掉的便是乡土情结。在《站台》中，崔明亮以文化人自居拒绝劳动，而文工团的其他人，或多或少的都存在否定自身身份的因素，从样板戏到轻音乐再到流行恶搞，一步一步脱离群众基础，最终，也就被群众无情地抛弃。

时代在变，于是，人们不得不追赶时代，最终，原本亲密无间的四人，在生活挣扎中走向了分崩离析。

钟萍对于稳定的渴望，是向往自由与憧憬外面世界生活的张军所不能给予的，所以，在派出所被张军否认是夫妻后，不辞而别；尹瑞娟因为照顾生病的家人，只能结束文工团的奔波，被安排到税务局工作，成为了端着铁饭碗的体制人；剩下的张军和崔明亮，跟着剧团东奔西跑，可惜，社会的变化太快，就像之前四个人一起追过的火车那样，一直在追赶，却一直被落后。

从小镇底层文化努力向城市精英文化看齐，最终，只得到了精英文化的皮，也丢掉了底层文化的里，正如在路边跳舞揽客的双胞胎那样，这个沦为时代发展炮灰的文工团，与周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究竟是人错了？还是时代错了？贾樟柯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批判，而只是记录。

2

小县城与大城市二元结构的存在，打破了原本县城一隅偏安的宁静生活，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潜在变化，也在悄然影响着这座县城以及县城里的人们。

从未去过外面的崔明亮，在收到广州看望姑妈的张军邮寄的明信片时，恍惚了一下，此时，大城市的高楼大厦代表着一种被压制的欲望，包容与开放的文化让崔明亮蠢蠢欲动。于是，这座小县城所带来的安稳与自足，也就成为他不愿离开的羁绊。在这座面临巨大变革的县城里，拥有着宁静也充斥着伤感，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的青年们，只能一次次的目送着火车，带走自己的灵魂，留下了挪不动的肉体。

在贾樟柯的所有电影中，几乎都隐含着这样一层主题，那就是“变化”，《站台》同样不例外。

时代的变迁与故土的变革让人们不知所措，而从变化中延伸出的，则是关于人们精神层面的探讨，比如现实与理想，安稳与漂泊，追求与妥协，这也就成为了以崔明亮为代表的小镇青年身上最深刻的烙印。

贾樟柯对于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温柔的，因为，在他们身上都藏着曾经的自己。出于基本的尊重，这部电影即便是面对着不可阻挡的变化，贾樟柯还是能够站在平视的角度，客观的呈现着这群青年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就连出场不多的三明，贾樟柯都给予了性格上立体化的塑造。

贾樟柯说：“三明的存在，事实上是对更底层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勘探”

电影中，三明不善言辞却重情重义，面对时代的变化，他能做的，就是拼命挣钱让自己的亲人走出县城，永远不要回来。当导演利用固定长镜头的方式，不加干扰的呈现着三明与崔明亮无声眺望远方场景时，没有批判和煽情，却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人的无奈，这是从生活的一种极端跳入到了另一种极端。

在电影最后，崔明亮结束了奔波与尹瑞娟结婚生子，而崔明亮伴随着火车声躺在沙发上熟睡的长镜头，足以能够载入影史。这已经不再是单纯拍摄技巧的谈论，而是彻底让电影成为了生活。崔明亮妥协了，他放弃了理想和冲动，我想，他再也不会去拼命追赶火车了。

《站台》这部电影是写实的，但是也是具有诗意的，在看似慵懒的生活展示中，总是蕴藏着某种向往与憧憬。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而选择妥协也在所难免，但至少在年轻时，都曾固执的做过自己，这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

或许，崔明亮在空闲之余，会偶尔回想起文工团的日子，当嘴角能够泛起笑容时，足以说明他是无悔的。就像贾樟柯利用这部电影，回忆着自己父亲经历一样，虽有伤感但并不是颓废，因为，生活就是生活，平凡动人且简单朴实。

原文地址|http://www.bdwenxue.com/zixun/wenhuazixun/202001/28245.html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