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 文学赏析

钱塘湖春行

唐代：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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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古诗，春天，西湖，写景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从孤山寺的北面到贾亭的西面，湖面春水刚与堤平，白云低垂，同湖面上连成一片。

几只早出的黄莺争相飞往向阳的树木，谁家新飞来的燕子忙着筑巢衔泥。

纷繁的花朵渐渐开放使人眼花缭乱，浅浅的青草刚刚够上遮没马蹄。

最爱的湖东美景百游不厌，杨柳成排绿荫中穿过一条白沙堤。

注释

钱塘湖：即杭州西湖。

孤山寺：南北朝时期陈文帝（522～565）初年建，名承福，宋时改名广华。孤山：在西湖的里、外湖之间，因与其他山不相接连，所以称孤山。上有孤山亭，可俯瞰西湖全景。

贾亭：又叫贾公亭。西湖名胜之一，唐朝贾全所筑。唐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中，贾全出任杭州刺史，于钱塘湖建亭。人称“贾亭”或“贾公亭”，该亭至唐代末年。

水面初平：湖水才同堤岸齐平，即春水初涨。初：在古汉语里用作副词，常用来表示时间，是指不久。

云脚低：白云重重叠叠，同湖面上的波澜连成一片，看上去，浮云很低，所以说“云脚低”。点明春游起点和途径之处，着力描绘湖面景色。多见于将雨或雨初停的时候。

云脚：接近地面的云气，多见于将雨或雨初停时。“脚”的本义指人和动物行走的器官。这里指低垂的云。

 早莺：初春时早来的黄鹂。莺：黄鹂，鸣声婉转动听。争暖树：争着飞到向阳的树枝上去。暖树：向阳的树。

新燕：刚从南方飞回来的燕子。啄：衔取。燕子衔泥筑巢。春行仰观所见，莺歌燕舞，生机动人。侧重禽鸟。

乱花：纷繁的花。渐：副词，渐渐地。欲：副词，将要，就要。迷人眼：使人眼花缭乱。

浅草：浅浅的青草。

才能：刚够上。

没（mò）：遮没，盖没。

湖东：以孤山为参照物，白沙堤（即白堤）在孤山的东北面。行不足：百游不厌。足，满足。

阴：同“荫”，指树荫。白沙堤：即今白堤，又称沙堤、断桥堤，在西湖东畔，唐朝以前已有。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所筑白堤在钱塘门外，是另一条。▲

参考资料：

1、龚克昌 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22、吴大奎 马秀娟．元稹白居易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255-2573、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536-537

译文及注释二

译文

绕过孤山寺以北漫步贾公亭以西，湖水初涨与岸平齐白云垂得很低。

几只早出的黄莺争栖向阳的暖树，谁家新飞来的燕子忙着筑巢衔泥。

野花竞相开放就要让人眼花缭乱，春草还没有长高才刚刚没过马蹄。

最喜爱湖东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杨柳成排绿荫中穿过一条白沙堤。

注释

⑴钱塘湖：即杭州西湖。

⑵孤山寺：南北朝时期陈文帝（522～565）初年建，名承福，宋时改名广华。孤山：在西湖的里、外湖之间，因与其他山不相接连，所以称孤山。上有孤山亭，可俯瞰西湖全景。贾亭：又叫贾公亭。西湖名胜之一，唐朝贾全所筑。唐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中，贾全出任杭州刺史，于钱塘湖建亭。人称“贾亭”或“贾公亭”，该亭至唐代末年。

⑶水面初平：湖水才同堤岸齐平，即春水初涨。初：在古汉语里用作副词，常用来表示时间，是指不久。云脚低：白云重重叠叠，同湖面上的波澜连成一片，看上去，浮云很低，所以说“云脚低”。点明春游起点和途径之处，着力描绘湖面景色。多见于将雨或雨初停的时候。云脚：接近地面的云气，多见于将雨或雨初停时。“脚”的本义指人和动物行走的器官。这里指低垂的云。

⑷早莺：初春时早来的黄鹂。莺：黄鹂，鸣声婉转动听。争暖树：争着飞到向阳的树枝上去。暖树：向阳的树。

⑸新燕：刚从南方飞回来的燕子。啄：衔取。燕子衔泥筑巢。春行仰观所见，莺歌燕舞，生机动人。侧重禽鸟。

⑹乱花：纷繁的花。渐：副词，渐渐地。欲：副词，将要，就要。迷人眼：使人眼花缭乱。

⑺浅草：浅浅的青草。才能：刚够上。没（mò）：遮没，盖没。春行俯察所见，花繁草嫩，春意盎然。侧重花草。浅浅的青草刚够没过马蹄。

⑻湖东：以孤山为参照物，白沙堤（即白堤）在孤山的东北面。行不足：百游不厌。足，满足。

⑼阴：同“荫”，指树荫。白沙堤：即今白堤，又称沙堤、断桥堤，在西湖东畔，唐朝以前已有。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所筑白堤在钱塘门外，是另一条。▲

参考资料：

1、龚克昌 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22、吴大奎 马秀娟．元稹白居易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255-2573、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536-537

艺术特点

景中寄情是这首诗的主要特点。它既写出浓郁的春意，又写出了自然之美给人的强烈感受。把感情寄托在景色中，诗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喜悦轻松的情绪和对西湖春色细腻新鲜的感受。

赏析

这是一首描绘西湖美景的名篇。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诗的首联紧扣题目总写湖水。前一句点出钱塘湖的方位和四周“楼观参差”景象，两个地名连用，显示诗人是在一边走，一边观赏。后一句正面写湖光水色：春水初涨，水面与堤岸齐平，空中舒卷的白云和湖面荡漾的波澜连成一片，正是典型的江南春湖的水态天容。

颔联从静到动，从全景的写意到细节的工笔。先写仰视所见禽鸟，莺在歌，燕在舞,显示出春天的勃勃生机。黄莺和燕子都是春天的使者，莺声婉转，流传播春回大地的喜讯；燕子勤劳，又启迪人们开始春日的劳作，都写出了初春的生机。“几处”二字，勾画出莺歌的此呼彼应和诗人左右寻声的情态。“谁家”二字的疑问，又表现出诗人细腻的心理活动，并使读者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

颈联写俯察所见花草。因为是早春，还未到百花盛开季节，所以能见到的尚不是姹紫嫣红开遍，而是东一团，西一簇，用一个“乱”字来形容。而春草也还没有长得丰茂，仅只有没过马蹄那么长，所以用一个“浅”字来形容。这一联中的“渐欲”和“才能”又是诗人观察、欣赏的感受和判断，这就使客观的自然景物化为带有诗人主观感情色彩的眼中景物，使读者受到感染。

这两联细致地描绘了西湖春行所见景物，以“早”“新”“争”“啄”表现莺燕新来的动态；以“乱”“浅”“渐欲”“才能”，状写花草向荣的趋势。这就准确而生动地把诗人边行边赏的早春气象透露出来，给人以清新之感。前代诗人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受到激赏，正是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钱塘湖春行》以上两联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只是白诗铺展得更开些。尾联略写诗人最爱的湖东沙堤。白堤中贯钱塘湖，在湖东一带，可以总揽全湖之胜。只见绿杨荫里，平坦而修长的白沙堤静卧碧波之中，堤上骑马游春的人来往如织，尽情享受春日美景。诗人置身其间，饱览湖光山色之美，心旷而神怡。以“行不足”说明自然景物美不胜收，诗人也余兴未阑。

这首诗就像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从孤山、贾亭开始，到湖东、白堤止，一路上，在湖青山绿那美如天堂的景色中，诗人饱览了莺歌燕舞，陶醉在鸟语花香，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白沙堤，在杨柳的绿阴底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耳畔还回响着由世间万物共同演奏的春天的赞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流泻出一首饱含着自然融合之趣的优美诗歌来。

前人说“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又说“乐天诗极深厚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田雯《古欢堂集》）。这首诗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把精心选择的镜头写入诗中，形象活现，即景寓情，从生意盎然的早春湖光中，体现出作者游湖时的喜悦心情，是当得起以上评语的。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

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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