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苦昼短》賞析

李贺《苦昼短》賞析

【作者】张燕瑾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

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

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

食熊则肥，食蛙则瘦。

神君何在？太一安有？

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

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

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

何为服黄金，吞白玉？

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碧驴？

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这是一首议论性很强的歌行体诗。全诗分为三部分。

诗的前十句（至“太一安有”）是第一部分，慨叹时光流逝，生命短促。

其中前六句开门见山，感叹时光流逝，点明“苦昼短”之意。时间是无形的，也是无情的。但我们的诗人却把它人格化了，不仅有形，而且有情，“飞光飞光”，叫得何等亲切！呼为“飞光”，照应题目的“昼短”二字，以见时光流逝之快，也表现了诗人对“昼短”的感叹。这里，诗人把高天厚地等等情事都置之不论，只是拈出他感受最深的人寿短促一点来谈。“唯见”时光，虽然转瞬即逝，却是真实的，因为“月寒日暖”的温度变化，使诗人时时感到光阴的流逝，感到光阴的珍贵。时光呵，你停下来喝一杯酒吧！这就是诗人要向时光劝酒的原因。“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诗人酬君报国的壮志不能实现，深深感到年华流逝是在消耗人的生命，一个“煎”字，表现出对生命的可贵和虚度光阴的痛苦。前六句写得语奇意奇，势如万仞突起，崛峭破空。古人云，李贺诗“每首工于发端，百炼千磨。开门即见。”（黎简《李长吉集评》）这种评论是很准确的。

后四句感叹生命短促，是说人的胖瘦、寿命的长短，同饮食的好坏有关，无论贫者富者，都要靠食物维持生存，有生必有死，世上根本就没有神君、太一之类保佑人长生不老的神仙，照应“来煎人寿”一句，是时光流逝的又一种表现。

“天东有若木”至“吞白玉”是第二部分，写如何解除“昼短”的痛苦。既然没有神仙可以保佑长生，要想延长寿命，就只有靠自己的努力。若木、烛龙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神话传说，诗人加以改造，赋予新意，说在天的东面有一株大树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条衔烛而照的神龙，能把幽冥无日之国照亮。诗人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烛龙杀而食之，使昼夜不能更替，自然就可以为人们解除生死之忧了，又何必要“服黄金，吞白玉”呢？

诗的最后四句是第三部分，是说求仙不是解除“昼短”之苦的办法，想靠求仙致长生的人，终归也死了，对求仙的荒唐愚昧行为进行了批判和讽刺。

服金吞玉也是枉然，世上不存在什么长生不死的神仙，哪里有什么白日飞升、成仙了道的事情呢？传说中骑白驴升天的任公子无可考知，即使是秦皇汉武这样的一代雄主，他们求仙长生的梦想也全都落了空，遭到了历史的嘲笑。据记载，汉武帝好神仙之道，曾经祈祷于名山大川以求神仙，调甘露，饮玉屑，奉祠神君太一以求长生，等等。《汉武帝内传》说：刘彻（汉武帝）死后，梓棺响动，香雾缭绕，得到尸骨飞化的结果。李贺却说“刘彻茂陵多滞骨”，墓中遗留下来的，只是他的一堆浊骨凡胎，对神仙升化之说给予了彻底否定。“多滞骨”三字，讽刺是很深刻的。秦始皇信神仙、求长生的荒唐行为也很多，他曾派遣方士入海求仙，也曾使人寻不死之药，还曾隐秘行踪，以求一遇仙人……但也只能是枉费心机。死后耗费大量的鲍鱼，还是难以掩饰尸体的腐臭。这个“费”字用得犀利如刀，表现了诗人对求仙行为的嘲笑和蔑视，把他们愚妄无知的行为，鞭挞得入骨三分，感情色彩很强烈。

李贺否定神仙长生之说，并不是单纯地对人生问题进行空泛探讨，它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对现实的针砭。当时，唐宪宗李纯“好神仙，求方士”（《通鉴》），为了追求长生不老之药，竟然到了委任方士为台州刺史的荒唐地步。皇帝如此，上行下效，求仙服药、追求长生，成了从皇帝到大臣的普遍风气。李贺以如此鲜明的态度大唱反调，表现出诗人的正义感和勇气。

此诗佳处，不在景致，不在藻饰，而纯以意胜。诗韵随内容而转换，每一部分的最后一韵既完成本部分的意思，又承上启下，衔接浑成，文思缜密。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幻想，创造了独特的诗的意境。不仅包笼天地，役使造化，而且驱遣幽明，把神仙鬼魅都纳入诗行。诗人把“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等日常生活现象，同若木、烛龙一类神话传说结合起来，用了“食”、“嚼”等带有人间烟火味的生动贴切的动词，形成了一种既有生活气息、又有神秘色彩的独特的艺术氛围。再加上青天、黄地、黄金、白玉、碧驴等五色陆离的色彩，真是“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而诗人的议论、诗人的感情，全都寄寓于这些瑰诡的形象之中，使诗人对生活的认识，似虚而实，形疏而密，让读者置身于这神奇的艺术王国，体味诗人的感情，领会诗人的倾向。尽管诗人对神仙长生之说的批判深透尽致，却又能留有余意，让人玩味无穷。诗歌以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呼号句开始，以“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这样的感叹句结束，中间叙述句与反问句交替使用，造成感情上的波澜起伏，回旋跌宕；随着感情的变化，语言长短不拘，参差错落，随意变态而颇有情致。方拱乾《昌谷集注序》说：“所命止一绪，而百灵奔赴，直欲穷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穷人以所不能解”，李贺正是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以他独特的艺术方式，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独特认识的。

【原载】 《唐诗鉴赏大辞典》

李贺人物生平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 [10-12]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 [14]  ，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

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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