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赏析

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赏析

【作者】朱世英

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

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

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

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诗歌称颂罗浮山人所织的葛布精细光洁，巧夺天工。

开头二句有“江雨空”、“兰台风”等字眼，象是描述天气，其实不然。“江雨”谓织葛的经线，光丽纤长，空明疏朗，比喻得出奇入妙。“依依”形容雨线排列得整齐贴近，所以“宜织”。以这个副词“宜”字绾连“织”和“雨”，所织的为雨线之意便明白易解。“织”字把罗浮山人同葛联系起来，紧紧地扣住诗题。次句则以“六月兰台风”写出葛布的疏薄凉爽。“雨中”二字承上句来，再一次点明以“江雨”喻葛之意。这种绮丽而离奇的想象，正是李贺诗的本色。

三、四句运用对比手法，进一步烘托罗浮山人织葛的技术高明。“博罗老仙时出洞”（“时”，一本作“持”），山人不时走出洞来，把织成的葛布拿给前来求取的人。句中的“时”，暗示他织得快，织得好，葛布刚刚断匹就被人拿走，颇有供不应求之势。下句“千岁石床啼鬼工”就是由此引起的反响。“石床”原指山洞中形状如床的岩石，这里指代山人所用织机。“千岁”，表明时间之久，也暗示功夫之深。姚文燮说：“千岁石床，言非寻常机杼，不惟人力难致，即奇巧如鬼工，亦为之惊啼不及也。”（《昌谷诗注》）

五、六两句描述天气炎热，为末二句剪葛为衣作铺垫。诗人写暑热，不提火毒的太阳，不提汗流浃背的劳动者，也不提枯焦的禾苗，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了洞蛇和江鱼：“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蛇洞由于溽暑熏蒸，毒气不散，以致愈来愈浓，凝结成水滴似的东西，粘糊糊的，整个洞堂都布满了。洞里的蛇该是怎样的窒闷难受！江里的鱼热得无法容身，不吃东西，嘴里衔着沙粒，直立起来，仿佛要逃离那滚热的江水。洞堂和江水本来是最不容易受暑热侵扰的地方，如今热成这个样子，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诗人奇特的想象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可真有鬼斧神工之妙。

酷热的天气，使人想起葛布，想起那穿在身上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葛衣。尤其希望能够得到罗浮山人所织的那种细软光洁如“江雨空”，凉爽舒适如“兰台风”的葛布。要是用这种葛布裁制一件衣服穿在身上该有多好！“欲剪湘中一尺天”，与开头二句遥相呼应，“湘中一尺天”显然指的是犹如湘水碧波一般柔软光洁的葛布。有人说这句脱胎于杜甫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李贺写诗，是力求不蹈袭前人的，这里偶而翻用，手法也空灵奇幻，别具新意。请看末句：“吴娥莫道吴刀涩”。诗人不写吴娥如何裁剪葛布，如何缝制葛衣，而是劝说吴娥“莫道吴刀涩”。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涩”字蕴意极为精妙。“涩”有吝惜意，这里指刀钝。面对这样精细光滑的葛布，吴娥不忍下手裁剪，便推说“吴刀涩”。这一曲笔，比直说刀剪快，诗意显得更加回荡多姿、含蓄隽永了。

李贺一生从未到过博罗一带，这首诗的题材可能是虚构的，也可能是根据传闻加工而成的。诗从头到尾紧紧扣住主题。开头写织葛，结尾写裁葛，无论是写织葛还是写裁葛，都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表现葛布质地优良，称颂织葛的罗浮山人技艺高超。诗人涉想奇绝，笔姿多变，运意构思，都显示出特有的“虚荒诞幻”的艺术特色。

【原载】 《唐诗鉴赏大辞典》

李贺人物生平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 [10-12]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 [14]  ，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

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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