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赏析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赏析

【作者】朱世英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据朱自清《李贺年谱》推测这首诗大约是元和八年（813），李贺因病辞去奉礼郎职务，由京赴洛，途中所作。其时，诗人“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寄其悲于金铜仙人耳”。

诗中的金铜仙人临去时“潸然泪下”表达的主要是亡国之恸。此诗写作时间距唐王朝的覆灭（907）尚有九十余年，诗人何以产生兴亡之感呢？这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诗人的境遇来理解、体味。自从天宝末年爆发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宪宗虽号称“中兴之主”，但实际上他在位期间，藩镇叛乱此伏彼起，西北边陲烽火屡惊，国土沦丧，疮痍满目，民不聊生。诗人那“唐诸王孙”的贵族之家也早已没落衰微。面对这严酷的现实，诗人的心情很不平静，急盼着建立功业，重振国威，同时光耀门楣，恢复宗室的地位。却不料进京以后，到处碰壁，仕进无望，报国无门，最后不得不含愤离去。《金铜仙人辞汉歌》所抒发的正是这样一种交织着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的凝重感情。

诗共十二句，大体可分成三个部分。前四句慨叹韶华易逝，人生难久。汉武帝当日炼丹求仙，梦想长生不老。结果，还是象秋风中的落叶一般，倏然离去，留下的不过是茂陵荒冢而已。尽管他在世时威风无比，称得上是一代天骄，可是，“夜闻马嘶晓天迹”，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里，他不过是偶然一现的泡影而已。诗中直呼汉武帝为“刘郎”，表现了李贺傲兀不羁的性格和不受封建等级观念束缚的可贵精神。

“夜闻”句承上启下，用夸张的手法显示生命短暂，世事无常。它是上句的补充，使“秋风客”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也为下句展示悲凉幽冷的环境气氛作了必要的铺垫。汉武帝在世时，宫殿内外，车马喧阗。如今物是人非，画栏内高大的桂树依旧花繁叶茂，香气飘逸，三十六宫却早空空如也，惨绿色的苔藓布满各处，荒凉冷落的面貌令人目不忍睹。

以上所写是金铜仙人的“观感”。金铜仙人是汉武帝建造的，矗立在神明台上，“高二十丈，大十围”（《三辅故事》），异常雄伟。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它被拆离汉宫，运往洛阳，后因“重不可致”，而被留在霸城。习凿齿《汉晋春秋》说：“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即铜人）或泣，因留霸城。”李贺故意去掉史书上“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三国志》注引《魏略》）的情节，而将“金狄或泣”的神奇传说加以发挥，并在金铜仙人身上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物和人、历史和现实便融为一体，从而幻化出美丽动人的艺术境界来。

中间四句用拟人法写金铜仙人初离汉宫时的凄婉情态。金铜仙人是刘汉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见证人”，眼前发生的沧桑巨变早已使他感慨万端，神惨色凄。而今自己又被魏官强行拆离汉宫，此时此刻，兴亡的感触和离别的情怀一齐涌上心头。“魏官”二句，从客观上烘托金铜人依依不忍离去的心情。“指千里”言道路遥远。从长安迁往洛阳，千里迢迢，远行之苦加上远离之悲，实在教人不堪忍受。“东关”句言气候恶劣。此时关东霜风凄紧，直射眸子，不仅眼为之“酸”，亦且心为之“酸”。它含有“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哪得不回头”的意味，表现出对汉宫、对长安的深切依恋之情。句中“酸”、“射”二字，新奇巧妙而又浑厚凝重。特别是“酸”字，通过金铜仙人的主观感受，把彼时彼地风的尖利、寒冷、惨烈等情形，生动地显现出来。这里，主观的情和客观的物已完全揉合在一起，含义极为丰富。

诗人时而正面摹写铜人的神态，时而又从侧面落笔，描绘铜人四周的景物，给它们涂上一层忧伤的色调。两种手法交互运用，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幻多姿，而又始终围绕着一个“愁”字，于参差中见整饬，色调统一，题旨鲜明。“魏官”二句，侧重描写客体，“空将”二句则改写主体，用第一人称，直接抒发金铜仙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在魏官的驱使下离别汉宫，作千里之行。伴随着“我”的唯有天上旧时的明月而已。事情发生在三国时期而称月为“汉月”，它抒发的显然是一种怀旧的感情，正如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所诠释的：“因革之间，万象为之一变，而月体始终不变，仍似旧时，故称‘汉月’。”金铜仙人亲身感受过武帝的爱抚，亲眼看到过当日繁荣昌盛的景象。对于故主，他十分怀念，对于故宫，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今坐在魏官牵引的车子上，渐行渐远，眼前熟悉而又荒凉的宫殿即将隐匿不见，抚今忆昔，不禁潸然泪下。“忆君”句中“泪如铅水”，比喻奇妙非凡，绘声绘色地写出了金铜仙人当时悲痛的形容──泪水涔涔，落地有声。这种感怀旧事、恨别伤离的神情与人无异，是“人性”的表现，而“铅水”一词又与铜人的身份相适应，婉曲地显示了他的“物性”。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塑造出金铜仙人这样一个物而人、物而神，独一无二，奇特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来。

末四句写出城后途中的情景。此番离去，正值月冷风凄，城外的“咸阳道”和城内的“三十六宫”一样，呈现出一派萧瑟悲凉的景象。这时送客的唯有路边的“衰兰”，而同行的旧时相识也只有手中的承露盘而已。“衰兰”一语写形兼写情，而以写情为主。兰花之所以衰枯，不只因为秋风肃杀，对它无情摧残，更是愁苦的情怀直接造成。这里用衰兰的愁映衬金铜仙人的愁，亦即作者本人的愁，它比《开愁歌》中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更加婉曲，也更为新奇。

兰花的衰枯是情使之然。凡是有情之物都会衰老枯谢。别看苍天日出月没，光景常新，终古不变。假若它有情的话，也照样会衰老。“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句设想奇伟，司马光称为“奇绝无对”。它有力地烘托了金铜仙人（实即作者自己）艰难的处境和凄苦的情怀，意境辽阔高远，感情执着深沉，真是千古名句。

尾联进一步描述金铜仙人恨别伤离的情绪。他不忍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故都越来越远。这时，望着天空中荒凉的月色，听着那越来越小的渭水流淌声，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渭城”句从对面落笔，用“波声小”反衬出铜人渐渐远去的身影。一方面波声渺远，另一方面，道阻且长。它借助于事物的声音和形态，委婉而深沉地表现出金铜仙人“思悠悠，恨悠悠”的离别情怀，而这正是当日诗人在仕进无望、被迫离开长安时的心境。

这首诗是李贺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设想奇创，而又深沉感人；形象鲜明而又变幻多姿。怨愤之情溢于言外，却并无怒目圆睁、气峻难平的表现。遣词造句奇峭而又妥帖，刚柔相济，恨爱互生，参差错落而又整饬绵密。这确是一首既有独特风格，而又诸美同臻的诗作，在李贺的集子里，也找不出几首类似的作品来。

【原载】 《唐诗鉴赏大辞典》

李贺人物生平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 [10-12]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 [14]  ，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

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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