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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世家序 赏析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浅见

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的品德美好,大都也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sōng,松)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dá,达)已。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的淫乱。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本,《诗经》以《关雎》开篇,《书经》赞美尧把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自去迎接。

外戚世家序

两汉:司马迁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不乎!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恶能识乎性命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的品德美好,大都也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sōng,松)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dá,达)已。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的淫乱。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本,《诗经》以《关雎》开篇,《书经》赞美尧把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自去迎接。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礼的应用,只有婚姻最为谨慎。乐声协调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统领怎能不慎重呢?人能弘扬人伦之道,可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确实啊,配偶的亲爱之情,国君不能从大臣那里得到,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是更卑下的人呢!夫妇欢合之后,有的不能繁育子孙;能繁育子孙了,有的又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天命,大概是由于很难说清吧。不能晓阴阳的变化,怎能懂得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呢?

注释

①受命帝王:受命于天的帝王,这里指开国创业的君主。继体:继位。守文:遵守成法。②茂:美好。③外戚:指皇帝之母及后妃的亲族。④涂山:古国(部落)名。这里指涂山氏女。传说禹娶涂山氏之女炎妻,生启,启建立夏朝。⑤放:放逐。夏桀暴虐,宠爱末喜,商汤灭夏,桀被流放于南方。⑥娀(sōng,松):远古氏族名。这里指有娀氏之女简狄。神话传话,简狄吞燕卵有孕,生契,为商的始祖。⑦嬖:宠爱。商纣王宠爱妲己,荒淫暴虐,周武王伐纣,商军倒戈,纣自焚于鹿台。⑧姜原:周始祖后稷之母。原,或作“嫄”。大任:周文王之母。大,同“太”。⑨禽:同“擒”。西周幽王宠爱褒姒,荒淫昏乱,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幽王逃至骊山被杀,褒姒被俘。西周亡。⑩《易》:《易经》。《乾》《坤》:《易经》六十四封的头两封。乾为阳,坤为阴,乾坤象征天地,又象征君臣、父母、夫妻等。所以《乾》《坤》两封是《经》诸封的基础。(11)《诗》:《诗经》。《关雎》:《诗经》的第一篇诗。《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后妃之德的。(12)《书》:《书经》,又称《尚书》。釐降:下嫁。这句指的是,尧听说舜有贤德,就把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为妻。(13)《春秋》讥不亲迎:按古代婚礼规定,不论贵族平民,在迎亲时夫婿都应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鲁隐公二年(前721),国大夫裂到鲁国为其国君迎娶鲁隐公之女。《春秋》的记载是“纪裂来逆女”。《公羊传》认为《春秋》这样记载是“讥始不亲迎也”。逆,迎接。(14)人道:社会的伦理等级关系。(15)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16)调:和谐。古人认为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乐调而四时和”。(17)人能弘道:此语出自《论语·卫灵公》。仅,扩大:道,这里指人伦之道。(18)妃(pèi,配)匹:配偶。妃,通“配”。(19)欢合:夫妇的欢爱。(20)成:成熟,收获,引申为繁育。子姓:子孙。(21)要:求,取。终:结局,归宿。(22)幽明:阴阳。(23)恶:哪里,怎么。性命:人的性和天命。

解析

本文是《史记·外戚世家》的序。《史记》中的外戚指帝王的后妃及其亲族。作者陈述三代的得失,论证后妃对国家治乱的影响。汉代自惠帝时起,后妃、外戚专权反复造成祸乱,因此作者本文是有所指的。但行文吞吞吐吐,大概有不便明言的苦衷。

司马迁的“苟活”人生 如何成就一部《史记》 

《报任安书》,是公元前93年,由时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激愤地讲述了自己遭受宫刑的前因后果,并着重说明,宫刑之后他之所以要选择含垢忍辱地活着,是因为那部伟大的《史记》尚未完成。

相比历史上的那些“死节”之士,信中司马迁情愿“苟活”的理由,令后世之人言说不尽。

有关一段超高难度的人生,如何成就一部伟大史书的故事,就隐现于这封书信之中。

子承父业出任太史令

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不光著有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他还有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传诸后世,两者足以互文见义。

从这封信中,不仅可了解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与完成过程,更能洞见其人生变故如何影响其生命感知,重塑其生命态度,并以此明心见性,解读世事人性,言说天下兴替。

因其有料有胆有识见,古人早把《报任安书》视为天下奇文,可与《离骚》媲美。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四年(前145年),自幼神童一枚。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时开始遍游南北各地,饱览山河名胜。步入仕途后,初任郎中,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西汉著名史家,曾作《论六家之要旨》,以总结当时流行于世的儒、墨、名、法、道、阴阳各家学说。他还根据《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史籍,惜未完成。

临终前,老司马紧握小司马的手,流着眼泪,要儿子继承其未竟事业,编一部上至五帝下至本朝的史书。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按当时的规例,果然接了父亲的班,走马上任太史令一职。

太史令是六百石一级的官,属于“卿大夫”之流。但由于它是个“近乎卜祝”的角色,即所谓“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因此不为人重视。

好在司马迁看中的是当太史令可以承继父亲的志业,至于别人怎么说,他并不在乎。

然而,正当他努力为完成父亲生前的嘱托而积极工作并取得进展时,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事情,这便是李陵投降匈奴事件。

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也是员出色的战将。他在与匈奴作战中,多次获得胜利。

天汉二年(前99年),为配合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出征匈奴,李陵奉汉武帝命令,率五千壮士,出居延,到达指定的西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由于遭遇匈奴主力的突然包围,虽经全军上下拼力厮杀,仍无法冲出一条血路。最后,李陵身边将士仅剩十几人,无奈之下,他只得下马投降。

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虽然他们深知李陵的为人,投降匈奴很可能是迫不得已,甚至另有考虑,但在汉武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说,全都一边倒地痛骂李陵。

唯有太史令司马迁,敢在汉武帝的垂询之下,谈出自己的看法。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以五千人马抗击匈奴十万大军,并歼敌一万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虽然最后战败投降是个错误,但他决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投降匈奴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以待机会杀回马枪报效国家,现在万不可对其家属治罪,否则就彻底断了李陵的后路,他不投降也得投降。

正是此番坦诚直言,触怒了汉武帝。

这位颇为自负的天子,不允许有任何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尤其是司马迁的话,在他看来,是打击贰师,抬高李陵,为李陵游说。

他一气之下叫人把司马迁抓起来,投进了牢狱。第二年,汉武帝在杀了李陵全家之后,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史称“李陵之祸”。

这一年,司马迁四十八岁。

事后证明,司马迁当初的分析是对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李陵在置酒送别即将归国的苏武时,席间曾多次“起舞”,并唱出了“壹绝长别”的悲歌,即著名的《别歌》。

歌中,他一方面对比苏武身陷匈奴十九年而不改其节的操守,自感忏愧;另一方面,又因家属被株连杀害,悲怆地发出“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叹息。

可见,如果汉武帝当年不杀其家属,情况将另当别论,而为他说公道话的司马迁,也能躲过被囚狱中、惨遭宫刑之劫难吧。

“苟且偷生”只为写《史记》

宫刑是古代五刑之一,不仅残酷,而且对受刑人是一种最屈辱的刑罚。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备受凌辱,悲愤满腔,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父亲的遗愿和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以及有待完成的《史记》,便决心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希图出现一线转机中,勇敢地生活下去。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年逾五十岁的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

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以为是莫大的羞辱。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

恰在此时,他收到了老友任安的第一封来信。

实难接受“推贤进士”请托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今属河南东北)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于办事有智谋,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做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宠信,逐渐凌驾于卫青之上时,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经卫青荐举,他先做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

太始四年(前93年)的四五月间,任安在益州刺史任上,给故交司马迁写来一封信。

本来任安来信是出于好意,他在信中也是极力安慰因“李陵之祸”经历了牢狱之灾、宫刑之苦的司马迁,希望他能在度过此劫后有所作为。

但这番好意却也包含着他对司马迁的偏见,即认为他任中书令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而作为宦者,更可以接近皇帝,容易说上话,因而要他乘机“推贤进士”。

司马迁接读此信,有苦难言。自打出狱后任了中书令,自己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考虑,他实难接受任安“推贤进士”的请托,故而一直未予回复。

“巫蛊之祸”与给任安回信

转年到了征和元年(前92),朝中发生了“巫蛊之祸”。时任护北军使者的任安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

对于任安,起先汉武帝对他的做法没有责怪。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以为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与此同时,汉武帝便就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将其下狱并判腰斩。

任安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再度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受第二次“李陵之祸”。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想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他原谅。

于是,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55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这便是《报任安书》。

接读司马迁这封回信后不久,任安即被腰斩了。

再后来,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

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司马迁生命中激起很大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报任安书》为何会是千古名篇

《报任安书》作为千古名篇,它首先是一篇描写生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的旷世杰作。其中许多至理名言,如“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都被后人反复引用。

信中还列举古代一些名著,如《春秋》《离骚》《国语》《左传》《孙子兵法》《吕氏春秋》《韩非子》《诗》三百篇等,认为这些不朽名篇都是作者在受到挫折,“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发愤之作,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生活经历,对其创作有着巨大影响。

其次,作为写给狱中友人的书信体私人文本,它还是司马迁本人的心灵自白。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

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遭受宫刑后,忍受世人的屈辱和耻笑而“隐忍苟活”,只为完成《史记》著述的一片苦衷。同时也流露出他打算不完成《史记》,绝不会轻生,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的决心。

信里更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即《史记》已基本完成。他告诉任安:“近几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最终,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努力,司马迁终于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前92年),完成中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通史,即《史记》的编撰工作。

这部巨著上自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记录了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部分组成,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记载各朝各代以及秦汉最高统治者的政绩(垓下失败后自杀的项羽是个例外);“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专史;“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这五部分通过彼此间的互相配合和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编撰者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则高度赞扬《史记》,称这部巨著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问世以来已经有两千多年,它对后代不断产生着深刻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几乎没有别的历史著述能与之相提并论。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正由于遭受宫刑,司马迁因此得以透过自己的人生,洞见人间世事与春秋兴替,将一个个历史人物和一桩桩天下往事,写得既活灵活现,又入木三分、意味无穷,也才有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还一读再读不忍释卷的伟大《史记》。

司马迁、司马光和司马懿三人什么关系?

司马迁、司马懿和司马光都有共同的老祖,其中司马懿和司马光的关系更近,属于同宗同族。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郡温县孝敬里(河南)人。三国时期魏国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早年跟随曹操,后助曹丕成为魏王。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是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儿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山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此人刚正不阿又顽固不化,愣把复兴中的北宋推向灭亡。

根据司马迁自述,他的远祖可以追溯到颛顼时的重黎,重黎的后代分散到了卫国、赵国、秦国。在秦国出名的有灭蜀名将司马错。还有一位司马家的司马靳跟随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后来又与之一起被赐死。

所以到秦汉以后,大抵是有三支司马氏宗族的:卫系、赵系、秦系。秦系司马错;赵系司马出了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司马炎(地望迁于河内 是为司马氏族望所在 )。司马光的直系老祖是司马孚,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为司马家天下立下许多功劳,死后被赐谥献王。所以司马光属于司马懿的旁支;司马迁本属于卫系司马。但因为“相中山”那位,是他先祖司马憙,一代奸相,中山亡国的祸首。中山国灭亡之后,司马憙家族辗转来到了秦国,他的孙子司马靳军从白起。所以司马迁移花接木,把司马靳写成司马错之孙,从这里开始这里把家谱改了,他成了秦系司马家之人。

所以司马迁不为中山单独立传,没法子写。祖先败国是不忠,自己改族谱是不孝。不忠不孝的名声落在谁身上,都难以立足,更别说尤其看重出身和名声的古代。综上所述,司马迁、司马懿、司马光是同祖同宗。司马光是西晋皇族后人,是司马懿的旁支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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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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