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闲适诗·十一首》赏析

白居易《闲适诗·十一首》赏析

【作者】施蛰存

白居易诗二千八百馀首，讽谕诗仅占少数。《白氏长庆集》十三卷以下，不以类分，似乎以闲适诗为最多。在许多古调及近体诗中。有很好的诗，也有不少几乎堕入张打油的诗，可以说是“如长江大河，挟泥沙以俱下”。现在选录三首：

枯桑 

道旁老枯树，枯来非一朝。 

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 

有似多忧者，非因外火烧。

赠韦炼师 

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 

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顾两徘徊。 

共疑过去人间世，曾作谁家夫妇来。

浔阳春 

春生何处闇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 

先遣和风报消息，续教啼鸟说来由。 

展张草色长河畔，点缀花房小树头。 

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

第一首诗的风格大似王梵志、寒山子，在白居易诗中，是很浅俗的作品。第二首是赠韦炼师的。炼师就是道士，不论男女，都可称为炼师。这位韦练师是女道士，白居易赠她的诗却说：你是没有情欲的上界女仙，为什么来留恋我?好像我们二人前世曾是夫妻。赠女道士的诗，如此措辞，在唐代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唐代的女道士，有些近似妓女，但白居易也不应当写出这样庸俗的诗来留在集中。第三首第二联“先遣”、“续教”、“报消息”、“说来由”，用词也不免粗俗，在正统的诗人眼下，这些都是很不雅驯的诗句。苏东坡说白居易诗俗，大概都是指这一类诗，我在这里只是随意举出三首，它们也未必是最俗的诗。 

　　五、七言长篇排律是白居易和元稹互相唱和的惯用诗体。排律虽开始于杜甫，但长到一百韵的排律却创始于元白。他们俩用这种诗体往还酬答，争奇斗胜。叙事抒情，像写信一样。有一首《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题目就说明是代替书信的诗。在这首一百韵、一千字的的长诗中，他叙述了从贞元年间他们两人开始定交以来的遭遇，很像一篇诗体的自传。现在节录其中一段，叙述当年在长安和朋友们春日游曲江池，与歌伶伎女一起野宴的情况： 

往往游三省，腾腾出九逵。 

寒销直城路，春到曲江池。 

树暖枝条弱，山晴彩翠奇。 

峰攒石绿点，柳宛麴尘丝。 

岸草烟铺地，园花雪压枝。 

早光红照耀，新溜碧逶迤。 

幄幕侵隄布，盘筵占地施。 

徵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 

铅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 

风流夸坠髻，时世斗啼眉。 

密坐随欢促，华樽逐胜移。 

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 

筹插红螺椀，觥飞白玉卮。 

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 

残帝喧哗散，归鞍酩酊骑。 

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 

这一段共十六韵，三十二句。开头二韵四句是从上文过渡到春游。“春到曲江池”是关键性句子。以下四韵八句写曲江池山水景色。接下去又用四韵八句描写在曲江池畔张帷幕，摆筵席，选请美丽的妓女。再用四句八韵描写饮酒歌舞欢乐的热闹情况。最后二韵四句写酒阑人散，骑马回家，是这一段诗的结束。 

在元白诗流行的时候，元和体这个名词，在青年诗人中间，是一个新兴诗派的名词，大家摹仿着做；在老一代的正统诗人中间，却是一个被轻视的名词，大家不屑一顾。到了宋代，元和体只是唐诗的一派，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西昆体一样，并不再有轻视的意味。明代盛行唐诗，五、七言长篇排律也有人学着做了，大概是考虑到元和体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很确定，人们就把元白式的长篇排律称之为长庆体。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长庆体的。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一首是白居易早期作品，他自己编在“未应举时作”的一些诗中，但这首诗却是名作，宋人笔记《复斋漫录》记了关于这首诗的故事：白居易在长安，曾以他的诗卷去向当时的前辈诗人顾况请教。顾况一看他的名字，就说：“长安百物昂贵，居住在这里可不容易啊!”这句话表面上好像是因白居易的名字而开个玩笑，但也无意中流露出一点轻视这个后生小子之意。及至看到白居易这首诗，他很赞赏“野火烧不尽”一联，他就说：“能做这样的诗句，在长安居住下去也不难。刚才的话，我是说着玩的。”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因为有人考证出，白居易和顾况没有会面的机会。不过这两句诗确是佳句，好在它是一副对仗极其工稳的流水对。既刻划了原头春草顽强的生机，又可以用作各种比喻。这是有高度比兴意义的诗句，但是接下去两句颈联却大不高明。“远芳侵古道”就是“晴翠接荒城”。两句诗，只有一个概念，犯了合掌之病。宋人诗话里已有人批评过了。诗虽然主要是咏古原草，但它是为送别而作，所以结句要运用春草王孙的典故，点明送别之情。《复斋漫录》将此诗题作《咸阳原上草》，就使人不能了解结句的意义了。 

书天竺寺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峰云起北峰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这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题天竺寺的诗，玩弄语文花巧，接连写了六句结构很新颖的诗句。杭州灵隐寺的山门也就是天竺寺的山门。山门内有冷泉亭，是两道溪涧的合流处。灵隐寺、天竺寺又同处在北高峰下，对着南高峰。白居易利用这样好的题材，写成此诗，自己也很得意，亲笔写了，留在寺里。到了宋代，苏东坡小时，曾听他父亲说，天竺寺里有白居易手书的墨迹。过了四十七年，苏东坡到杭州来作刺史，在游天竺寺的时候，访问了和尚，才知白居易的手写本已没有了，但是有石刻的诗碑还在。于是苏东坡也做了一首诗：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挹山薹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无涯流落泪横斜。 

香山居士是白居易晚年的别号。这首诗的颔联是摹仿白居易原作的句法。咏连珠、吟叠璧，是指原作的句法；亡飞鸟、失惊蛇，是说白居易墨迹已亡失。“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是唐人形容怀素草书的话。因为东坡此诗，白居易这首诗的句法，后来就被称为连珠格。张祜诗云：“杜鹃花落杜鹃叫，乌臼叶生乌臼啼。”（《海录碎事》引）亦同。 

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期不至 

红烛清樽久延佇， 

出门入门天欲曙。 

星稀月落竟不来， 

烟柳昽昽鹊飞去。 

白居易有许多小诗，极有情趣，可以看出他在追求新的形式。这里选了两首，前一首是变格的仄韵七绝，他把前二句各分为三三句法。后一首是传统形式的仄韵七绝，也可以说是七言的吴声歌曲。两首诗都是为妓女而作。“花非花”二句比喻她的行踪似真似幻，似虚似实。唐宋时代旅客招妓女伴宿，都是夜半才来，黎明即去。元稹有一首诗，题为《梦昔时》，记他在梦中重会一个女子，有句云：“夜半初得处，天明临去时。”也是描写这一情况。因此，她来的时间不多，旅客宛如做了一个春梦。她去了之后，就像清晨的云，消散得无影无踪。 

《期不至》题目就说明了有所期待，而其人却不来。期待的是什么人?题目和诗句中都没有说明，我们当然不便妄猜。但看作者预备好红烛清樽，等那人来一起饮酒消夜。可是等了好久，几次三番地出门去盼望，盼望不到又回进来，不知不觉天快亮了。一直等到星稀月落，竟是不来。如雾如烟的杨柳已经照上了微弱的阳光，栖宿在杨柳上的乌鹊也飞走了。这首诗写有所期待而不能如愿的情调极为宛转多情。在唐宋时代的现实生活中，这首诗所描写的只能是妓女之类的人物。但是，白居易写这两首诗，恐怕也还是作为一种比喻。 

忆江南（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抗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是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创造的新体诗，他采用三言、五言、七言句的混合体，使诗的音调脱离了单纯的五言或七言诗。这种句法的诗，更容易谱入乐曲中歌唱。在白居易身后不久，这种诗被称为“长短句”，但还属于歌行诗中的一种新体。更迟几年，它们与温飞卿的《菩萨蛮》、刘禹锡的《竹技词》、《浪淘沙》，韩偓的《生查子》，都被名为曲子词，属于另外一种文学类型，即宋人所谓“词”。“忆江南”是早已见于《教坊记》的曲调名。白居易依照这个曲词的音节作词，从此它的句法形式便固定了下来。 

刘禹锡看到白居易这三首新诗，也依式作了两首： 

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 

弱柳从风疑举袂， 

丛兰挹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颦。 

春去也，笑惜艳阳年。 

犹有桃花流水上， 

无辞竹叶醉尊前。 

惟待见青天。 

白居易偶尔创造了一个新型式的诗，作了三首，以抒发他回忆江南风物之情。刘禹锡用白居易的格词，作《春词》，而内容并不是忆江南。从此，唐代新的歌曲名，也像乐府古题一样，为诗人所采用时，可以不必顾到这个歌曲的原始内容。以“忆江南”标题的诗，其内容不一定是忆念江南。正如作古乐府的，如果用“饮马长城窟”为题，诗的内容并不必须写戍边兵士的生活。这样一来，曲调名仅仅代表某一特定句式的诗体，成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诗体名词。这个倾向，经过晚唐五代而到北宋，在词这种新兴文学类型发展完成时，被确定下来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追记】 

写此文后旬日，偶然翻阅《唐诗三百首》，其卷五中有白居易诗“离离原上草”，题作《草》。有蘅塘退士旁批。其批第一、二句云：“诗以喻小人也。”批第三句云：“销除不尽。”批第四句云：“得时即生。”批第五句云：“干犯正路。”批第六句云：“文饰鄙陋。”结尾二句批云：“却最易感人。” 

这个批解，可谓罗织周密，句句上纲。但是，此诗题作《草》，乃承《唐诗品汇》之误。《白氏长庆集》中明明题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宋人删去“送别”二字，明人又删去“赋得古原”四字，于是诗题仅存一个“草”字。如果读者知道白居易此诗为送别而作，就可以知道蘅塘退士的旁批全不足信。如果用退士的旁批来解释这首送别诗，那么白居易简直是在咒骂朋友。 

蘅塘退士不知道此诗原题，粗读一遍，就非常主观地定下它的主题思想是以草比喻小人。于是顺着这个观点一句句的批下去，对于一般读者，真是“最易感人”。 

现在我要恢复作者的本意，按照送别的主题来解释这首诗：前四句说草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年之中，有枯萎的时候，也还有繁荣的时候。“枯荣”二字，用得心细，是先枯后荣，不是先荣后枯。我们可以假定被送别的是一个落第进士。他失意回家，是他“枯”的时候。白居易赋诗送别，以草为喻。草的枯荣，是一年之间的事，现在虽然被野火烧枯了，得到春风—吹，立刻就会繁荣起来。这里就寓有安慰之意，形容他现在的枯萎，是由于野火，而且是野火所烧不尽的，所以不久就可以遇到春风吹拂，重新获得繁荣。下半首诗是说古原上的草，在春风之下，又生长出来，在古道荒城之间，欣欣向荣，成为远芳晴翠。现在我送你远行，看着这些原头芳草，有感于它们的枯荣遭遇，因而赋咏古原上的离离芳草，来寄托我的别情。 

这样讲，和蘅塘退士的讲法完全不同，但是符合了原题意旨。尽管说：“诗无达诂”，各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但是，首先要掌握作者的创作动机，仍是必要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 《唐诗百话》中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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