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屈原以他爱祖国、爱人民的高贵品格，以他创作的光辉灿烂的诗篇，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对我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屈原首先是作为一个爱国者、爱国的诗人为后世所景仰的。千百年来，人民没有忘记他。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精神的再现；千百年来，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中，我们也看到了诗人精神的再现。诗人的人格和诗人用心血写成的爱国诗篇，更滋育了后世的进步文人作家。许多进步文人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屈原爱国思想的影响，并且从他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中汲取了力量。汉初，遭遇与屈原相似的贾谊，他写过一篇《吊屈原赋》，表示了对屈原的崇敬，并寄托了自己的感慨。司马迁也是真正理解屈原的人，他不仅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极力表扬了屈原，并且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精神来鞭策自己，以完成《史记》的写作。另外还有不少人离谗忧国，以"悼骚"、"感骚"为题来作赋著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屈原的精神。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李白、杜甫都景慕屈原之为人。李白作为封建社会的浪子和诗人，他"一生傲岸"，不向权贵折腰，却深深敬佩屈原。他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肯定了屈原的不朽。杜甫忧国爱民的思想是屈原精神真正的继承者。他的诗歌也是努力向屈原学习的，所以他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在我国古代，还有不少诗人在民族危亡年代写下了激昂慷慨的爱国诗篇，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精神的影响。

屈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从形式来看，他打破了四言诗的格调，吸收民间形式，特别是楚声形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灵活的新体裁，是诗歌形体的一次解放。楚辞作为一种新兴的体裁，在屈原手中它很好地起了文学的战斗作用，但作为楚辞的直接影响，却是在汉初特定的土壤上产生的铺张扬厉的大赋，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是走到了楚辞的反面。在文学创作上，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把《诗经》原来的比兴材料，如草木、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让它们活动，甚至让它们有人的意志，用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前人早已指出。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方法，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许多的咏史、咏怀、感遇的诗篇，都是直接间接受了屈原这种作风的启发的。至于《离骚》、《招魂》所运用的大胆幻想和夸张的手法，对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像李白就认真学习了屈原的作品，把握了楚辞的精神，因此在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唐代另一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所受屈原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极力推崇楚辞，称为战国时代的"风"、"雅"，"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是对的。楚辞影响的深远，只有《诗经》可与之相比。《诗经》和楚辞所开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二千年来一直为我国优秀的作家所继承和发扬。

春秋战国文化气质

首先，他们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等思想。庄子的思想虽然较为玄虚，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更不要说充满了功利色彩的法家和纵横家了，他们看重的是政治形势和政治手段。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也有所发展，孔子“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在孟子那里就很淡薄了，《孟子》谈论的更多的是现实问题，是“保民”，为社会设计一幅理想的蓝图。正因为诸子具有更加清醒的现实意识，诸子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深刻的认识与尖锐的批判，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士人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所以他们不再盲目认同某种既定的秩序，他们的自觉创作精神大为增强。虽然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以仁义蔑视君王的富贵，并以帝王师自居，因此行文极有气势，对待不称心的君王，责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文章锋芒毕露，富有激情。《庄子》文章如行云流水，嬉笑怒骂，极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无论是讽刺还是批判无不入木三分。纵横家也都各具个性，有争强好胜的苏秦，也有狡诈善辩的张仪，还有洁身自好、却强济弱的鲁仲连，等等。

文学风格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意之域”(《庄子·秋水》郭象注)的境界。

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救世心切，道义感和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郭沫若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他们显得无比的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文学手法，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

《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赡、姿态万方。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的认识，所论“势”、“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