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赏析 宋玉

宋玉

宋玉是屈原以后著名的楚辞作家。关于宋玉的生平，《韩诗外传》、《新序》等书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都太简单，且彼此互相抵牾，未必是可靠的材料。唯一可靠的，现在看来还只有司马迁在《屈原列传》末尾所说的几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参照宋玉的作品，宋玉是一个屈原的后辈，他向屈原学习，从事楚辞创作。而出身低微，出仕后并不得意：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宋玉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十六篇，其篇目已不可考。然《楚辞章句》有《招魂》和《九辩》，《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招魂》非宋玉所作，已详前节。其馀十二篇，除《九辩》外，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古文苑》中六篇，前人指为伪作，已成定论。《文选》中五篇由于它们的艺术成就较高，且对后世文学有不小影响，如"巫山云雨"、"曲高和寡"等，成为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成语。因此，尽管前人作了不少的辨伪工作，提出了许多可疑的理由，但也还有人相信是真的。我们认为《文选》中所谓宋玉赋的体制、风格和语言都与楚辞迥异，倒和汉赋相近，这从辞赋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宋玉的时代是很难出现的。而且这五篇赋都作第三者叙述口气，又直称"楚王"、"楚襄王"，明为后人假托之词，不是宋玉自作。综上所述，宋玉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九辩》一篇，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九辩》是一篇优秀的楚辞作品。王逸认为宋玉"闵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大概是一种揣测之词，事实上屈宋未必有什么师生关系。《九辩》主要是作者抒发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例如说："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毁誉之昧昧。"诗人对社会的黑暗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的。因此，他明白表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但宋玉没有屈原那样激烈的感情，所以调子很低沉。像诗中"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等句，又可以看出他性格卑顺软弱的一面。

《九辩》在《楚辞》中也是一首长诗，共二百五十五句，其中虽颇多袭用屈原作品中的词句，但在艺术上仍有它的独创性。作为抒情诗，它不是以直接倾泻诗人内心的激情来感染读者，而是善于通过自然景物抒发自己浓厚的感情，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像开头的一段：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寂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忄广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

作者在这里把情与景交错地写出。他写了萧瑟的秋景，写了远行的凄怆和送别的愁绪，写了贫士失职的不平以及羁旅的孤独惆怅，这就使诗人的感情和自然景物互相衬托而融合为一。诗人之情虽是主观的，但使人感到它是具体的；自然之景虽是客观的，却使人感到与诗人的感情是和谐一致的。宋玉就这样进一步开拓了诗的意境，提高了诗歌的表情达意的作用，千百年来不少文人学士推崇这一篇作品，"悲秋"成为诗歌中不断重复的主题，除了由于宋玉那种感伤情绪在特定的时期唤起他们的共鸣外，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了《九辩》艺术上的这一特色。过去屈宋并称，宋固不如屈，但无疑的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他的作品对后世文学曾发生不小影响，在文学史上宋玉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

战国作家作品

战国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

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在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中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