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老子》成书年代 钱穆

三论《老子》成书年代

《老子》书之晚出，今日已成定论。顾或主在庄子前，或主在庄子后。余夙主后说，昔曾造论两篇，一曰《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成于民国十二年夏，刊载于《燕京学报》之第八期。一曰《再论〈老子〉成书年代》，成于民国二十一年春，刊载于北京大学之《哲学论丛》。翌年，由沪上某书肆合印单册，名《老子辨》。今忽忽又十五年，意有未尽，爰草三论。距首论初稿，则已二十四年矣。

此论之成，先有一大前提，即谓《易系》《中庸》，皆出庄老之后。余在三十三年春，曾著《易传与礼记中之宇宙论》一篇，刊于《思想与时代》第三十四期（现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大体谓《易》《庸》所论宇宙人生，皆承袭庄老，而改易其说以就儒统。老子思想，则适为庄周书与《易》《庸》之过渡。当时在篇中虽偶及此义，未遑详论。此篇续阐前说，读者必参阅彼文，乃可备得本篇之作意。

庄子论宇宙，其最要义，厥为万物皆本一气，其死生成毁，皆一气之化，故内篇屡言"造化"，又称"物化"。万物既尽属一气之化，故曰："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大宗师》又曰："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同上）故曰："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苟有悦生而恶死，必为庄生之所笑。抑庄生时言之，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同上）又以生为附赘县疣，死为决??溃瘫。则推极庄生之意，无宁讴歌死尤甚于讴歌生。儒家建本人事，故《荀子·解蔽篇》讥庄周"蔽于天而不知人"。死生一体，固属天然。而好生畏死，则人之常情。今庄子齐而等视，故曰"蔽于天不知人"也。《易系》则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庸》亦曰："赞天地之化育"。又曰："天地位，万物育。"夫有生必有死，而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此本人以立言之所宜有也。夫固知天地万物，胥出一气之化，而必曰"化育"焉，则认生育为造化之主。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易》《庸》立言，必主于阳不主于阴，此见儒家陈义本诸人，与庄子之超夫人而本乎天者异趣。顾《老子》书，则已渐露此倾向。故《老子》常言"生",常言"育"，乃转近《易》《庸》，而与庄周之"齐死生一成毁"者远焉。今举其说如次：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二章）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十章）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十五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

万物得一以生，……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三十九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同上）

此见老子言道生万物，偏言生，不言死，与庄周齐死生而一言者不同。盖庄子"本天"言，老子"本人"言，人情好生恶死，故必曰"道生万物"，又曰"道生德畜，长育养覆"，此证老子之转近儒义，故曰其书乃庄周与《易》《庸》之过渡。又《荀子·天论篇》"老子有见于拙，无见于信。"此亦显涉人事，非关自然。

庄子本天而言，故常见大化之日新，曰："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大宗师》又曰："有骇形，无损心。有旦宅，无情死。"（同上）骇形者，变化为形，骇动不留。旦宅者，旦暮改易，生如蘧庐。故曰："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同上）人生不可控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行尽如驰，莫之能止，日夜相代。"（《齐物论》）若"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也（《大宗师》）。虽此说非谓其不信，要非生人之情所乐闻。《易系》《中庸》则转言之曰，大化虽日新，而此日新之化，则固不息不已，可久而可常。乌见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乎？故庄子曰："化则无常"，而《易》《庸》即"以化为常"，此又其相互异趣之一端。老子言"道"，既偏重人事，故其书亦时言常，不言无常。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则知老子心中自可有一"常道"，有一"常名"矣。而《庄子》则曰："言未始有常"，又曰："仁，常而不成。"此又庄老之异趣。故《老子》曰：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二十八章）

道常无名。（三十二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

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五十二章）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五十五章）

其他《老子》书中常字尚屡见，此老子主"有常"，不主无常之证。老子既主有常，故亦主"可久"。其言曰：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七章）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十五章）

天乃道，道乃久。（十六章）

不失其所者久。（三十三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

有国之毋，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

"有常""可久"，此《易》《庸》义，非庄周义也。老子主有常，主可久，故亦重"积"。曰："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五十九章）"积"之为义，荀卿极言之，而《易》《庸》承袭焉。此又《老子》书近于荀卿《易》《庸》，而远于庄周之一证也。

庄子曰："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凡庄子之主无常者，每由其形之迁化不居征之。然则老子主有常可久，亦可证形之不迁不化乎？曰不可。虽然，形虽化而自有其不化者曰"象"。象者，像也。凡人之形，必与人之形相像，古今人形皆相像也。凡马之形，必与马之形相像，古今马形皆相像也。故指形则化，执象则留。《老子》曰：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

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

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

盖以象言道始于老。庄子论道，仅指其迁化日新，变动不居者言。老子乃始于此迁化日新变动不居之中，籀得几许常然不变之大例。故知虽无停形而有成象，智者玩索其象，即可以逆推其变。故曰："执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矣。此又老子就天道而挽合之于人事之一大转变。《老子》书中言此者最多，兹举一例言之，如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反者道之动"（四十章）,"与物反，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故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此即道有成象之一端。老子又常言"式"，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二十八章）又曰："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六十五章）惟道有象，故有式。惟其有式，故知有常。惟道有常，故可执古道以御今有。《老子》五千言，其最大发挥，在此一义。此则显与庄周异，而与《易》《庸》近。以其通天道于人事，以人事为主而运用天道，与庄周之知有天而不知有人者大异。

"象"字古书极少用，《易传》乃曰："易者象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为六十四，可以象天地古今一切之事变。又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语本《庄子》。《庄子》曰：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按本文引《庄子》语皆据内篇，独此条出外篇《天道》，未必真庄子语，然大体则与庄子意近，与老子意远，故援以为证。）

庄子所谓意之所随，乃指天地之实相。实相迁流不停，新新无故，故曰："不可以言传。"既不可以言传，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同上）但大化虽日新，万形虽日变，而实有其不新不变者存。此不新不变者，即所谓"无物之象","无形之象"也。一阴一阳之谓道，寒往暑来，日往月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前日之日，非今日之日矣，今年之暑，非去年之暑矣，此指其日新无故，迁流不停者言。抑此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死生相续，阴阳相继，则终古常然，更无变。故曰："执大象，天下往。"一阴一阳之相寻无已，更迭不息，即大象也。大象在握，万物不能违，其将何往乎？故曰："易与天地准，弥沦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岂有出此一阴一阳之外哉。阴阳即两仪也，一阴一阳即太极也，太极即天地之大象，可以尽天地万物一切之变矣。所谓圣人之立象以尽意者如此。故道有迁流日新，意之随此者不可以言传，道亦有一常不变，得其象而存之，则乌见意之不可尽哉。《易传》之盛言夫"象"，其义即承老子，故曰老近《易》《庸》与庄则远，此就其偏重人事之一端言之。

《老子》书既重人事，故其言天道，亦常偏就近人事者言之。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又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天之道利而不害，此非其明证耶？故尝论之，庄周之与《老子》书，譬之佛经，犹般若之与涅槃也。般若扫相，涅槃显性，庄主于"扫"，老主于"显"，此则其分别之较然者。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同传，然谓韩非原于老。《韩非》书有《解老》、《喻老》篇，老、韩两家陈义相通处，此不详论。但若谓韩非原于庄，则大见不伦。岂不以《老子》晚出，其书自与韩非《易》《庸》时代为近而然乎？或曰：昔有讥援儒入释者，今子之言，岂不将攀老以入之儒耶？曰：不然，此非余之言，昔荀卿已言之。曰："庄子知有天而不知有人"，又曰："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夫诎信非人事乎？故庄子重天而忽人，老子本人以言天。庄老之别，固甚显矣。抑有大同而小异者，亦有大异而小同者。庄之与老，大同而小异之类也。老子之与《易》《庸》，大异而小同之类也。夫庄老同为道家，同言天道，大义相通，十之七八，尽人所知，何待再论。凡我所辨庄、老《易》《庸》之异同，乃据其义尚隐而不为人知者言之，非所谓援老入儒也。

或曰：庄老异同之辨，诚如子言，抑异同与先后尚有别，安知非《老子》书在前，孔子系《易》，子思作《中庸》，就其偏重人事者而推阐之，庄子尽翻窠臼，乃专崇天道，何必老子在庄子之后，《易》《庸》又在老子之后乎？曰：言不可以一端尽。《易传》非孔子作，《中庸》非子思作，二书皆当出秦汉间，此前代早有论者。庄子论道，乃承儒墨是非而为破，非承老聃而为变，亦不能尽于兹篇之所论。

或曰：近人有言，辨《老子》晚出，分而观之，皆若不足以定谳，合而论之，辞乃可成。子所谓言不可以一端尽者，是亦类此之谓欤？曰，否否，不然。庄生有言，立百体而谓之马，一体之无当于全马，固也。然诚见马者，见马之一体，固知其为马之一体矣。故见马蹄，决不以为羊蹄也。见马尾，决不以为狗尾也。见马耳，决不以为牛耳也。读余前两论者，虽不见此文，固已可信《老子》之晚出矣。读此文者，虽不见余前之两论，亦可断《老子》之为晚出而无疑，乌见必合其全而始能定谳也。

三十六年二月在昆明五华学院

中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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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出现了多位文学创作者，编写出了大量的经典文学著作

史学著作《左传》是一部编年体春秋史，亦称《春秋左传》。旧传是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所撰。近人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料编成的。《左传》的纪事编年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鲁悼公四年（前463年），比《春秋》多出17年，其叙事直到惊公十四年（前453年）。

本书对东周王室和各主要诸候国的盛衰兴亡，对春秋时代的重要政治和军事活动，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此外，还保存了一些夏、商、西周的事迹和传说。文章也很优美，刻画人物细致生动，实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是研究春秋史最重要的文献史料。常见的注释本，有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编年体的官史，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

该书久埋地下，直到公元279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时才被发现。记有上起夏代下迄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的历史。可惜此书到宋代已经散失，现在所看到的是王国维编成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这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可校正《史记》所载战国史事年代的错误。《战国策》是一部关于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也有些战国史事的记载，分国编辑，是战国时代最基本的史料。但其中夹杂有游说之土的拟说、拟作，不尽可信。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可订正《战国策》中的部分错误。诸子散文战国时代的诸子差不多都是优秀的散文家。他们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思想开阔，语言丰富，文辞多采，议论风生。其中以孟、庄、荀、韩四家文学价值最高。孟子的议论语言犀利，善于辩论；庄子的文章汪洋态肆，想像丰富；荀子的文章气势磅，说理透晰韩非的文章峻销尖刻，锋芒毕露。诸子都善于用寓言故事阑明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如《庄子》中用河伯“望洋兴叹”的故事；讽刺见识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中引用“守株待免”的故事，讽刺政治上的保守派，文笔生动活泼，很有说服力屈原和楚辞诗歌在战国时代有重大的成就。

楚国的诗人，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出了新体诗一一“楚辞”。按宋人黄伯思的解释，因为“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的出现，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筒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伟大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原（前340～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他生在楚国由强大走向破败的时期。

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官至左徒，是国王左右的近臣，参与国家政今的起草和外交等工作。屈原鉴于秦国对楚国的威胁而产生的危机，主张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上官大夫新尚和怀王宠妃郑補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硫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四死在秦国。继位的顷襄王比他的父亲还要糊涂。屈原继续受到谗毁、迫害，并一再遭到放逐。公元前278年，秦国的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的郢都。

屈原当时已经62岁，他对楚国的前途深感绝望，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初五，跳进泪罗江自杀了。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他那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遭遇，特别是长期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机会了解、体验人民的疾苦，充分吸收民歌的营养，创作了《离骚》、《天问》等20多篇不朽的诗篇。《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全诗共有373句，2490字，是我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前半部分是现实的叙述，写他改良政治的理想，黑暗势力对他的陷害，以及他坚持自己理想的坚强信念。

后半部分织入了许多奇特的幻想。他把风、雨、雷、电、云、月，作为他的侍从、御者、卫士，使凤凰和龙替他拉车子；让他在天空中驰骋，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对象，结果是失望了。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糅成一体，编织成为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天问》是一篇奇特的长诗。这是屈原在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动荡，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于自然现象、古代遗闻、宗教信仰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思想都产生了怀疑，从而发出种种疑问。

通过提问，诗人尽情宣泄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闷。屈原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大的影响，他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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