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书言长生 钱穆

《庄子》书言长生

《庄子》书有神人而无长生。其言神人也，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逍遥游》）此庄子之所谓神人也。《庄子》又言曰："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同上）又或谓之至人，《庄子》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夫曰死生无变，则至人之有死生可知。又或谓之真人，曰："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又曰："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又曰："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大宗师》）然则真人亦复有死生，故曰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故知凡庄子所谓神人、至人、真人者，皆不能无死生。

子列子问关尹曰："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请问何以至于此？"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彼将处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达生》）然则庄子所谓神人物莫之伤者，特谓其神全而气定，虽遌物而不慑，无所动于中，斯以谓之不伤也。

老聃之告孔子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田子方》）孔子亦曰："古之真人，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不惫，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同上）皆是义也。故"吾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天地之委和也。性命，天地之委顺也。孙子，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知北游》）一切不以为己有，斯"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南荣趎曰：然，则是至人之德已乎。老子曰：非也。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是谓卫生之经已。"（《庚桑楚》）然则至人有卫生之经，所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夫亦曰："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同上）而已矣。故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乌乎待哉。"（《逍遥游》）此即神人之所谓乘云气御飞龙以游乎四海之外者也，其实则仍不过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外无待乎物，内无动于心，此其所以为神人也。"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而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其为物也，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凡庄子之所谓至人、神人、真人、圣人者率具备是矣。外生而入于不死不生，非固所谓长生也。

凡《庄子》书言长生，皆晚起，非诚庄生言。"黄帝问广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常衰。"（《在宥》）此始为长生之说，本于清静无知，闭绝视听，此一术也。曰："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刻意》）此又一术也。又曰："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天道》）此则未见必为长生之术。要之其言长年寿，与庄子一死生之旨，尽天年之教，固已乖矣。故知皆非庄子之言也。

中卷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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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作家作品

战国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撷取首章首句的二三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

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的加文，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

《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在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中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与《春秋》、《左传》、《国语》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则是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不过，《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又比较复杂，所记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既有讲权术谋诈，图个人功名利禄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之士(《赵策三》)。《战国策》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士贵耳，王者不贵”(《齐策四》)的声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张扬。书中大量描写策士奔走于诸侯之间，纵横捭阖，令“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战国策叙录》)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地位，可以说是一部士阶层，尤其是策士行迹的生动写照。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对后世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人品、辞赋作了崇高的评价。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屈原的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世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诗经》相比，楚辞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