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

撰文：陈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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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试图以林徽因和她的生命世界中所能观察到的复杂时代和价值选择为线索，勾勒民国初期留学归来，致力于家国建设、民族独立富强的一代知识分子群像。

林徽因属于从传统的士，转往新型知识分子的路途上，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他们幼年时，接传统的余绪，立德立功立言是常念的道理，求学时期经“五四”洗礼，留学欧美，受现代的学术训练，又培养了一股子穷究事物本源的执着。这两者结合，就决定了他们的安身立命——是要以自己对知识的、专业的追求，传承文脉的使命和责任，给予战乱和变化中的祖国以“实质性”的影响，推动一个大国的艰难转身。

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第十三章：

作者: 陈新华；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年: 2020

时间开始了：血液里的新意识

1949年春，中共军队已在作渡江准备，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协助工作。第四野战军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在平津两地招收了1万名青年学生参军。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三年级的梁再冰毅然决然地报了名，并在这一年四月，启程南下。北大读书时期，梁再冰经常被进步的同学看作逍遥的教授家的小姐，疏远隔离。“他们多少有个圈圈……是地下党，做地下工作，当然有很多保密的东西，很警惕，不是随便阿猫阿狗都可以参加的。” 对于梁再冰，革命是一道不无神秘的门，充满道德的召唤力和青年的浪漫激情，她却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落差和距离，在旧时代，也就罢了，至少还可以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说服和安慰自己。到了新社会，当人人都投入到建设的激情，尤其是清华解放后，亲眼见到一支有纪律，有信仰，全无半分骄横霸气的革命的军队，从前被疏远、被回避的那段经历，就成了巨大的遗憾。这位远离革命的教授家的女儿，变得前所未有地渴望了解、融入到那个她一直想融入的世界，并且，快速而果决地选择了她认为最直接的路径，参军，入伍，到部队的革命熔炉中去淬炼、去打磨。

不过，虽然找到了自己和新世界对接的方式，内心深处，这位教授家的女儿，还是有隐隐的担心。担心自己，也担心那个焕然一新的时代，在未来，有可能会将自己的父母远远落下。“我离开北大和清华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新生活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我担心我会和爹爹妈妈在思想上产生隔阂。我预感到参军以后我的思想会发生变化，担心他们不会像年青人那样容易地接受新的思想和生活。”

站在女儿的立场，梁再冰的担心并不多余。对于一向疏远政治的梁、林，未来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他们的确不太能说得清楚明白。梁思成曾经坦言：“一直到解放前夕……对于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我连一点点起码的概念也没有。” 林徽因也一样，北平解放前夕她写信给费正清夫妇，表示“我们这里事情将发生很大变化”，她将这种变化模糊地理解为“也许再难书信来往”或“很久不能见面”，心中不无惆怅，但与此同时，又乐观地表示，“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义的事可做，过得好、有工作，其他也就无所谓了。”

梁再冰

在1949年，这就是梁、林之于新时代的全部认识。也是梁再冰为他们紧张担心的理由。只是，梁再冰的关注，难免集中在她为之紧张、顾虑的部分，身为下一代人，她很难切身理解，对于父母那一代内忧外患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个推翻腐败的国民党统治，赶跑帝国主义，带领全国人民赢得独立的新政权，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底意味着什么，梁、林的朋友，素来率性而为金岳霖表现得最生动。金岳霖曾经将自己生活的时代用“瓜分恐惧”来形容。留学美国的时候，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金岳霖闻讯坐在校园的路边痛哭流涕，自问“中国难道就这样亡国么？” 和梁、林一样，他对共产党的最初认识，也是基于这样一份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感。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之际，金岳霖在会计处碰见黄子卿教授，后者问他：“回到北平后，倘若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岳霖的回答很干脆：“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 这样的理解，自然算不得深。但是，这并不妨碍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他听到毛泽东以他熟悉的家乡话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在大雨中的天安门前兴奋得几乎跳起来。1958年3月底，金岳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副团长，和周培源、冰心等赴欧洲做学术访问。在牛津大学一个学术俱乐部的欢迎会上，一位从东欧逃到西方的前共产党教授质问金岳霖：“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我原来是共产党员，现在我是脱离共产党到西方来的。你知道我的思想感情吗？你是一个教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呢？”金岳霖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加了！这种思想感情我有深深的体会。至于一个共产党员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祖国，这种思想感情只有叛徒才有体会。”

金岳霖孩子气而任性的表达方式，梁、林身上自然难得一见，但是，他们心底对新政权的感情却一般无二。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梁思成给老友童寯写信，劝他北来，语气不无自豪和骄傲：“清华比北平城早获解放一个月，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央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里拯救出来，前途满是光明，这不是jargon（行话、套话），而是真诚老实的话。” 私底下，梁思成还情绪激动地表示：“我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 林徽因也不无骄傲地说：“中国‘大病’了一百一十年，现在我们的病基本上已被我们最伟大的‘医师’治好了。新生的中国正在向康复的大道上走。”

思想上的改造，从来都不容易。然而，站在结束“瓜分恐惧”的1949年，这样一种由民族立场出发的感激之情，感情上的高度认同和皈依，已足够推动他们，从各个途径去学习、去接近。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当我走上天安门的时候，往下一看，一个完全未曾想象过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景象突然呈现在我眼前：一片红色的海洋！群众的力量在我眼前具体化、形象化了。但我脑子里同时又发生了一个大问号：这乱哄哄的四亿五千万的人群，共产党又将怎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呢？社会主义改造又怎样改造法呢？但同时，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一种信任告诉我：他们（十年前我当然只能把党看作“他们”）会有办法的。当然，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自己也就是那一片红色海洋中的一滴水，就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党已经把我“组织”到一个大集体中，我的一点微薄的力量已经得到“发挥”，而且我自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改造了。

新中国如同一个充满魔力的场，将这些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皈依的知识分子，化为天安门城楼下那一片红色海洋中的一滴水，置身其中，他们心甘情愿奉献自己，做出改变。

开国大典

1949年的清华，革命文学充满各个地方，清华师生们自发组织各种阅读会、诗歌朗诵会，学习解放区以及苏联的文学作品。虽然有很多作品很能打动人心，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热情有余，艺术不足。对于这些作品，林徽因并没有因其艺术形式的粗陋就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像块海绵一样，认真地吸收和思考。1949年年初，清华大学演出大型歌剧《杨勇立功》和《血泪仇》，林徽因知道后，认为机会难得，叮嘱林洙为她早点在礼堂占个空位子。梁思成、金岳霖顾虑天气寒冷，劝阻她不要冒险，但林徽因执意要去。后因喘息不止，只能半途而返。一天，林洙和林徽因谈到文工团的演出，林洙说：“把他和管夫人（喻宜萱）的演唱相比，它简直不像音乐。但我听了《秋收》和《翻身道情》的演唱后，的确感到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林徽因听后说：“一个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真实，要忠实地反映生活。内容是占首位的，艺术形式是表现内容的手段，是第二位的。当然对于一个文艺作品来说，两者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当听说林洙喜欢沈从文和曹禺的文学作品时，林徽因欣慰之余，又对林洙说：“革命文学并非天生就排斥艺术。不能因为它的革命性就用大喊大叫的政治口号来代替，历史上各个革命时期都有优秀杰出的文学作品。” 并推荐林洙读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在她看来，虽然是迥然不同的题材和人物，但看得出赵树理受沈从文影响非常深，两人的叙事同出一脉。

曾经，在京海之争的时候，林徽因表达过自己对浮于口号，政治先行的普罗文学的看法，强调不囿于阶级立场、政治表达的真实才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这也是她在自己的生活之上形成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到了1949年，带着对新政权的感激，拥戴，她开始尝试重新认识曾经被自己质疑过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并试着用自己的审美，自己能理解的方式，阅读那个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的新时代。从文工团的演出，到解放区的作品，从沈从文，到赵树理，乃至沈从文与赵树理的比较，一点一滴，每一步，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诚意。

五十年代初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林洙后来说，正是从林徽因的启发，从她推荐的赵树理开始，她逐步认识了共产党。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后，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晗作为清华大学的负责人邀请陈毅等人讲话。终年卧病在床的林徽因也参加了大会。吴晗在主席台上，见林席地而坐。担心她身体受不了，邀请她去主席台就坐。林徽因不肯，说：“人家革命二三十年，我算什么？”

凡此种种，点点滴滴，都是梁再冰参军离家时没有料想到的。1949年9月2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她收到一封父亲的来信，信中说：

宝贝的孩子，好容易得了一点空闲，赶快写封信给你，今天是政协开会的第八天，散得比较早，晚上也没有小组会、晚会等，可是又赶不回清华，在招待所中空闲一下子，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两个月前我设计改造中南海怀仁堂会场时，再也想不到自己会来坐在这代表席上的。这个大会议中，有工人，有农村妇女，有各党派，有文学和艺术界，有各民族，有九十几岁的，有二十几岁的，各方面、各阶级的代表，三个历史性的文件，正式会议前多次分组，又混合分组，各个不同的观点立场讨论协商、修改、增减而产生的，真是一个真正民主、真能代表全国人民意见的文件，全场一致的通过当然是必然的。

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

我这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之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梁思成的信在战友中传递，梁再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围着毛主席唱国歌”，“高兴兴奋无比”的父亲，还有父亲信中的母亲，让她陌生意外，也颇觉安慰。她为他们担心了大半年，却不知道，她的父母，因为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感激，不满意自己对新政权只停留在感情上的感性认同和肤浅的了解，一直不遗余力，再造一个全新的自己，走得，远比她想象得更远。

梁思成

1953年3月17日，林徽因在给梁思成的信里说：

……学习方面可以报告的除了报上主要政治文章和理论文章外，我连看了四本书都是小说式传记。都是英雄的真人真事。（一）是《建设伏尔加——顿河运河的人们》，短篇的，几篇都好；（二）是《普通一兵》记马特洛索夫的事迹；（三）是《斯特汉诺夫工人的笔记》；（四）是《安格林娜自传》（第一个女拖拉机手）。这些人和事都深深地教育了我，提高了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了解和感性认识，不只是一种理论在我脑子里，而是形象化了的事实，这些精神养料太丰富了，现在只是它们如何结合到我的生活中来的问题了。这样熏陶下去，新意识和新意志必将在我血液里产生出来。我会蜕变成新时代里的可靠的人，稳稳当当，踏踏实实地不断做好工作。通过可靠的劳动得到结实的进步。也许就因为我懂得如何去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工作，我会成为有价值的人。一反过去那样想做有价值的事，反而是无价值、无成绩的人。

从信中的语气来看，政治理论的学习，交流，已经是林徽因、梁思成日常生活的常态。而记录在这封信里的这段感受，或者称之曰学习心得，实在是已近于世界观的反省和改造。林徽因的这一转变，对她自己，不可谓不大。其子梁从诫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也说：“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那样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如此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甘愿为之鞠躬尽瘁，又是那样恳切地决心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

其实，追寻林徽因的心路轨迹，从出于爱国主义的立场而留下、到因为文化价值被肯定而认同、再到为朝气蓬勃的时代氛围吸引而决意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林徽因的转变并不突然，也并不令人费解，可以说，她是一步一步靠近了她原本陌生的社会主义。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也是很多旧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金岳霖就公开宣称，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改造了以前的学院哲学，而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林徽因而言，因为全无半分世俗功名的考量，这一过程，可能还更加纯粹。可以说，她的转变，因时代而起，却不是为了迎合时代。事实上，林徽因一身傲骨，从来就不曾主动迎合过谁。她的转变，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没有半分做作。而在自己的世界以内，她做人的品质、艺术原则、审美趣味以及学术立场，却依然没变。1949年以后，林徽因就是以这样的自己，把最后的光和热，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气象一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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