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与衰落共存

来源：澎湃新闻

一样是被中断的漫长文明，一样是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埃及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现在却陷入了衰退。

许知远专栏的第 6 篇文章，收录于《单读十周年特辑》，许知远带我们回望 2010 年的埃及，从开罗漫游至阿斯旺，在失败的现代都市遇见古埃及的吉光片羽。

VOL.06 / JANUARY 3, 2020

与衰落共存

一

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骇人听闻的车流消失了，没有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引擎声，你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

人们都进了清真寺。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在开罗已经五天了，我习惯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婉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有特定的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翻译给我听。

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我坐在穆罕默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是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墙壁的木板上排列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冰柜上方，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

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 1789 年，拿破仑的属下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1350 家，27 万人口的开罗，每两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已难以清点。

迷人的马哈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间封面的《孤独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与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画作，却比它有更浓烈的味道。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灰色的胡椒粉、红色的辣椒粉、还有更多未知的粉末，曾经驱动着世界的运转。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埃及小说家，198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麦格巷》《卡什塔米尔咖啡馆》《宫间街》等。

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马哈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橙子、还是草莓？白天他是埃及政府一名公务员，但夜晚他却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哈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看到我手中的书，对我竖起拇指：“啊，马哈福兹，我喜欢他。”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为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哈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

直到 1941 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在他出生两年后的 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是核心枢纽。伴随着苏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改造开始。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 1867 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篷——典型的欧洲想象中的埃及。但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佣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西侧的空地，建了一座足以巴黎匹敌的新城。

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

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 34 号，亚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

二

我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产生兴趣。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但它们不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这口号，四大发明、长城、敦煌，都在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把这些口号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是文明古国吗？

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的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痕迹，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见过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几代本土作家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可比安大厦》。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夜晚的尼罗河缓慢流动，到处都是人，车流，人们浸泡在污浊的空气里。除去在美国大学书店，我再没有看到过一块干净的玻璃，一张整洁的墙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仍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灰蒙蒙的质地。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从没见过如此破败的政府大楼，很多玻璃窗显然破碎已久。1970 年代的菲亚特堵塞在马路上，油漆斑驳、车门破损，司机们亢奋、焦灼地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穿过开罗的马路都是一桩轻微的冒险。

“哪里是市中心？”我问路上的行人。没有想象中堪作路标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市中心只有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卖着相同的商品。像极了中国的二、三级城市，与其说是商店，不如说是批发市场。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摆上几十个塑胶模特，里三层、外三层、摩肩接踵的排列着，仿佛她们在不断的自我克隆。惨白的灯光，冲到街头的音乐，海量而雷同的产品，或许是匮乏已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人们对打折的货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

一个失败的现代都市，这是我对开罗的第一印象。

▲开罗

我开始阅读《亚可比安大厦》。在序言中，阿斯旺尼回忆了他的出版经历。1995 年，当阿斯旺尼试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时，由于私人出版业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书籍出版总社（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这个部门掌管了公共出版业。出版总社决定了一本书是否能够出版，但它的评审委员不是专业的作家、编辑，而是从不同部门临时抽调来的职员，可能是司法人员，也可能是会计，他们参加评审，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收入，尽管这收入少得可怜。阿斯旺尼对自己的小说很有信心，却没有获得出版，因为他没能说服他们，小说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话，不是作者的本意——虚构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亚可比安大厦》是阿斯旺尼最后的努力，他已准备移居新西兰，而这本小说是对埃及的告别。他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牙医，回到埃及，仅仅是为了他的业余爱好——写作。这条道路似乎已经封死。

最后的努力带来了奇迹般的成功。2002 年，这本书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埃及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畅销的小说。2006 年，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上映。

1937 年，亚美尼亚商人亚可比安建造了这座十层高的公寓楼。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万富翁、欧洲制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们是当时埃及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受益者， 0.5% 的人，掌握了 70% 的财富。这也是一个自由实验的埃及，有议会，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闻自由，教育水准则在阿拉伯世界遥遥领先，它也有观念开放的世俗化社会，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彼此交融。

公寓楼的命运是埃及历史的缩影。革命不仅给很多埃及人带来了渴望的尊严，也带来了一个更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欧洲人、犹太人与富有的埃及人被迫离去，他们被视作旧政权的合谋者。新政权的特权者成为新租客，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骤然获得的特权没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公寓变得拥挤，房间里养鸡养鸭，再没人愿意维护公寓。1970 年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贵们搬往了新区。公寓被不断地转租、不断破败。

阿斯旺尼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衰败之中。一名要进入政界的制衣商人、为了生活要出卖身体的美丽少女，要成为警察、却被现实逼迫成为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的学生，顽固地想保持昔日优雅的没落贵族……小说中的每一个房客，都恰似时代的缩影。大厦衰败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这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道德已经崩溃，腐败无处不在，美好的价值难以生长。不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堕落了。这部小说触动了整个埃及的神经——是不是 1952 年的革命，彻底错误了？

一间婚纱店、一个牙医诊所、一家青年旅馆，下午的亚克比安大厦毫无生气，连小说里那种令人拥挤的喧闹都没了，只剩下遗忘。我坐在宽阔的前厅的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掉色的浅绿墙壁，深棕色的信箱，还有门内侧顶上的霓红灯管，正是花体的 YACOUBIAN （亚克比安）。你可以想象，1937年它初次闪亮时，建造者和房客们的欣喜若狂。

不知有多少人对老上海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开罗是“尼罗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则称自己是“远东的巴黎”。很多中国人在法租界躲避过战乱，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里写作、办报，批评当权者，这里有咖啡馆、电影院、百老汇歌舞、赛马、赌场、黑社会……它到处是西方的优越感，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与优雅。

漫步在老市区，你会发现成片的欧式建筑，它们很多都比亚可比安大厦更雄伟与典雅。耐心观察这些建筑，你会发现它们像是从巴黎移植而来，你可以想象它们初建时的典雅，而如今被风沙、岁月败落，吞噬在小商铺的嘈杂中。

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亚可比安大厦》电影中结尾的一幕，没落贵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头绝望地喊道：“时尚先于巴黎出现在这里，街道一尘不染，人们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时髦，人们有礼貌……这些建筑比欧洲还好，现在甚至随便在楼道里倒垃圾，我们生活在埃及的衰落时代。”

三

我还是去了埃及的南方，尽一个旅行者的义务。在阿斯旺，我看到和开罗截然不同的尼罗河，河水湛蓝如海洋，我住在河中央的 Elephantine 岛上，当年这里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开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Cataract 老酒店在对岸，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在那里写出了《尼罗河上的惨案》。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当地的努比安人肤色黝黑。埃及的颜色到这里变深了。我们乘车继续向南三个小时，是阿布辛布。

自从 1813 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发现以来，阿布辛贝神庙惊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就是规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壮，我就只能越强迫自己惊叹。

从阿斯旺到阿布辛贝，再到卢克索，最后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一座纯粹的游客城市。国王谷睡在尼罗河东岸，而两座巨大的神庙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确与众不同，更干净、整洁，马路中央甚至种了树，上面有圣诞节的塑料灯。据说雄心勃勃的州长，在过去三年里以埃及官僚系统罕见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称要把卢克索变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成为博物馆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想起在《金融时报》读到的一篇评论《未来的博物院？——欧洲此刻的选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忧虑恰似此刻的欧洲情绪——在一个亚洲和其他地区迅速崛起的年代，欧洲是否越来越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画里，在玻璃罩下是一个悬挂欧盟旗的欧洲城堡，而两名中国人与一名印度人正围着它好奇地打量。成为博物馆，意味着宣告死亡。

而卢克索，或许整个埃及，都在期望通过博物馆获得重生。历史与现实达成了奇妙的结合。法老们崇拜死亡，他们一生唯有两件事：征战、修建自己坟墓。而七千年后，这些对死亡的崇拜，变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卡纳克神庙超出预料的宏伟，即使人头攒动的中午时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许的震慑力。两三个身着蓝色长袍、包着白头巾的老人偶尔经过巨大石柱和废墟，像是遗迹的暂时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到来，但所有人都只是暂时的保管者。

1849 年的最后一天，28 岁的南丁格尔也曾到此。比起对建筑本身，她更惊异的是神庙下的生活：“孩子们的眼睛沾满了东西，苍蝇落在上面，母亲不去驱赶它，说这‘对他有好处’，纹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骆驼舔着脚掌……”

“卢克索人，”一位开罗的朋友说，“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国记者布莱德利更刻薄，他说卢克索是埃及丧失了尊严的标志，而这种丧失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果说纳塞尔给埃及人的礼物是骄傲，”他在《埃及内幕》中写道，“穆巴拉克则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无耻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尊严是唯一被奖赏的品质。”布莱德利给出的极端例证是卢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与西方中、老年妇女的露水婚姻。

廉价的好奇心，战胜了宏伟的神庙。在街头和酒吧，我四处寻找年龄不相宜的一对。在绿洲咖啡店，一个善谈的英国妇女主动讲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来在 45 岁上下，有着英国人少见的爽朗，大该是卢克索终年的日照让她早已忘记了伦敦的阴霾天气。她仍不会说阿拉伯语，用英文说起埃及可怕的结婚手续，丈夫比她年轻，他们开一家餐厅，叫“尼罗河的珠宝”。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国女人离去后，大卫说。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一个毛发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国人，自从 1969 年到德黑兰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再也没离开过中东。他的咖啡店已开了将近十年，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熟悉他。对于这些速配的婚姻，他语带嘲讽地说：“这是卢克索最大的产业了。”

咖啡店里有过期的《外交事务》、《纽约客》，是本地的西方人与旅行者的聚会地。他说起这些年在埃及的经历，他从未读过《埃及内幕》与《亚可比安大厦》，却一口咬定他们的悲观论调，既无知又荒诞。“你可以说穆巴拉克有问题，但是倘若自由选举，他还是会当选，”他的语气既嘲讽有肯定，“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碍埃及的不是领导人与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埃及人的文化、社会心理。我似乎听到他在说“他们就该当目前的样子”。

一些时候，你的确觉得“他们该当如此”。在卢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马车夫吵起来。“我的朋友，你说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一路上我不断碰到这样的小贩、导游、出租车司机、赶马车的人。倘若你给予的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最初的慷慨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讨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务，都变成了讨价还价。他们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期望的价格——经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这两个身穿蓝色长袍的马车夫，刚才还递给我卷烟，和我说起英国女人如何如何，现在突然提出多要五十块钱，因为“马累了，需要小费”。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愤怒与烦躁，一个旅行者的种种新奇感和耐心都无影无踪了，我开始大声斥责，威胁着下车，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他们又突然安静下来，刚才的执着与生硬都消失了，满脸堆笑与故作的诧异：“我的朋友，你为什么生气？我们是朋友，你还要烟土吗？”

我想起了奈保尔对于非洲人与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们摆脱了殖民者，却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他们仍有着被殖民化的头脑，缺乏独立与自尊。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是对的。但是，我也理解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外国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社会，见惯了弱肉强食，金钱就会摧毁掉一个人最后的纯真。

但也有一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压力与诱惑下，顽强地保持尊严。在开罗的维多利亚旅馆，我碰到餐厅值班的服务员，他眼窝深陷，有一张安静、愁苦、又极富自尊的面孔。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机放着阿拉伯语老歌，一边给我准备三明治，一边借助一本阿拉伯与英语的字典，谈起他的个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学教师，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在学校教课。到了晚上九点，他在这里照管餐厅，一直到凌晨七点，房客们开始吃早餐为止。“那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下午五点到九点之间，吃一点就睡，然后就是休息日，学校周五休息，餐厅是周日，这两天我就一直睡。”他有三个男孩子需要供养，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二十年。他的例证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临行前，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小伙子对我们说，“这是他们所依赖的一切，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

四

在埃米尔电影院，我看到了《阿凡达》。影院破旧、观众稀疏，看不到一个女人。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 Saint Stenfano 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再，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但倘若有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 23 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的年轻君主，妖冶的克利奥巴特再到奥托曼帝国和拿坡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 20 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1956 年 7 月 26 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交易广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 1882 年以来，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与纳塞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阿凡达》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他电影一样，是精良的特技和煽情风格的结合，黑白分明的简化世界观贯穿其中——残酷的压迫与正义的抗争，它还如此不可救药的追随时髦情绪——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变暖，我们就来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尔影院（埃米尔是伊斯兰长老的意思），你很轻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西方人（一开始人英、法，如今是美国）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科技而来，破坏了原本自主的伊斯兰世界。唤醒生命与力量的巫师，是纳塞尔，也可能是本·拉登（当“ 9·11 ”事件发生后，中东很多地区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简化的世界观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但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 1952 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于纳塞尔赢得的尊严，在 1967 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

▲法鲁克一世（1920 年 2 月 11 日－1965 年 3 月 18 日），全名穆罕默德·法鲁克（Muhammad Fārūq），埃及国王，1936 年至 1952 年在位，是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第十任统治者。

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20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五

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的白色广告灯箱难以被错过，“ Dr. Alla EL Asswany ”，名字和他的职业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

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 1988 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写作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

《亚克比安大厦》出版之后，尽管前所未有的畅销，但两年内仅仅给阿斯旺尼带来九千元的收入。直到外语版本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缓解。几个月前，它在全球卖出了 100 万册。他仍愿意继续行医，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敏感呢？

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和小说中弥漫的绝望相比，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

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热烈地期待巴拉迪的归来。去年 11 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可能会竞选 2011 年总统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现任总统穆巴拉克已经在任 29 年之久，所有埃及人都知道，他很有可能把权力移交给儿子贾马尔。

通过他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倡导者。但他不准备加入任何党派。“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这句话适用于所有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

你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不管是《亚克比安大厦》还是《芝加哥》，它们都像是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俘虏，他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充满快感的阅读，却很难说是杰出的文学作品。

西方世界给予他的广泛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而不是文学评论家。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这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

我们的话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他对埃及人独特性的强调几至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却陷入了停滞与衰退。

它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 8000 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变化来自巴拉迪 。巴拉迪的归来——似乎是另一个奥德塞归来的故事，另一个现代童话吗？“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来自不可想象的梦想”，他说，“很可惜，你们要走了，看不到这个场景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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