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医疗史反思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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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

1876年《格致汇编》中的一篇文章，说明了医学发展的时代动向。 其记载到： “中西之学无不可通。 前人所已通者，为算学而已。 异日者傅（兰雅）、赵（元益）两君将西医诸书译成，而会通之，则中国医学必有突过前人者，余将拭目视之。 ”这已经预言“中西医融合会通”将会是新医学的时代思潮，而且经过融合后的中国医学将会精进不已。 在将近六十年之后，谢观（1880-1950)在1935年出版了《中国医学源流论》，他说： “中西汇通自为今后医家之大业。 然其人必深通西洋医生而又真能读中国之医书。 ”谢同样也对“中西医汇通”充满了乐观的心理，不过，如果从中国中心观来思考这样的转变，从前期的“译书”到后来必须“深通西洋医术”，这中间对西医的要求，显然是曰益加激也。

如果我们一路往下看，就会很自然的将毛泽东（1893-1976)在1958年所揭示的原则：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视为是这整个“中西医汇通史”潮流的高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然而，中医学在近代的转型可谓跌跌撞撞、荜路蓝缕，绝不仅是“中西汇通”、放开心胸接纳近代科学等几语所能简略带过的。 个人曾于《医通中西——唐宗海与近代中医危机》的结论中，指出中医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碰上了”中与西”与”古与今”历史文化之间的对向冲突而产生之”二重现代性难题”，当初提出这个难题，今日颇觉粗疏，应该有必要就专门的讨论领域再进一步梳理。

由于近代医史所牵涉的范围很广、数据也比较复杂，所以吾人必须订出 一有效之合理分析主轴与时代断限。 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桑兵先生聊到这个问题时，他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清季民初，变化即进化的观念逐渐流行，并影响后来研究者的思维。同时，也出现了反弹，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本位的价值与走向， 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京剧、国仪 (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事物的争议，突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故“国医”一词实带有一种中医在当时的文化多样性与各种综合价值的集合体。 谈到“国医”，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其形成的要素与变化的历史，例如早期Croizier偏重于文化的解读，魏嘉宏则透过从中医团体之抗争与国民政府确立法案的过程来梳理中医的”国医化”历程，雷祥麟则补充中医团体致力于获得国家所赋予的权力，最终逃过了被废的命运之观点，其他还有不少著作都谈到“国医”这段历史，都给予吾人一个坚实的研究基础。 基本上，“国医”一词可能生成于1920年代后期，而正式在1929年起被抗争的医药团体纳入“正名”运动的一环，渐渐成为被认同的一个名词。 不过，仅作这样的解读是不够的，因为“国医”一词所包含的面向很广，何况“国医” 一词本身就牵涉到中医学自身的改革，它促使我们去思考民国医史的发展，在科学化、西医化的历程中，中医自身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遭受这么大的冲击，为何中医能够生存下来，这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不是在探讨中医学了西医多少，反而应该倒过来问，中医保存多少，而能生存下来。

另外，医学不但是学理上的争论，更是国家 、社会与群体必须重视的大事。 故焦易堂（1880-1950)指出： “医药问题，不单是医药之本身的问题。 医药的对象是民众的疾病，所以他亦是全国的社会问题，希望全国民众更给予深切的注意。 ”故本文也将着重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他们为何必须转变的因素。 当国医进行一连串的努力与改良时，是否能借由这些历程以及针对国医改革这件事之正、反两方的言论来相互比较，检讨“国医”概念形成之过程内，中国医学转型的得失成败呢？ 这些集中在1926至1936年的中国医界运动，不管是科学化、汇通中西医还是向国家权力靠拢等方针，真的是可行的改革方向吗？ 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再进行整理与解释，并对一些既有研究成果之看法略做补充、提出新解释。

焦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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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省中西医汇通史——中西差异在何处

如何可能较清晰地理解近代中医史呢？自唐宗海（ 1851-1897)率先提出 “中西医汇通”后，中医界就从未表现出全然排拒西医的本位思想，像是张锡纯（1860-1933)更以中西医药并用著称，可见中医积极采用西医学理，甚至治疗方式的企图。 但是，西医并不满足于”和平共存”，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内确实有一批人反对中医，这才让中医界不得不做一些改变。 根据李经纬的研究，他认为1920年之后，医界思潮主要以“废止中医”、“中医科学、“保存中医”最为盛行，言“汇通”者已不多见。 汇通主要还是见于清末至1920年这段期间。 由此可知，1920年代之后是关键的年代，开门见山地说，这个时期可说是中医“转向内在”，思考自身学术定位与范畴之本位主义兴起的时刻。

仅凭这样概括的假设是不够的，而且中医为什么开始转型？它出现了哪些变化？必须还要加以说明。在中西医汇通史之外，今后也必须注意中医界 看到了哪些中西汇通的“不利因素”，或是中医的特殊性，无法和西医“汇通”的条件。 首先，中西医学属于不同的思想、哲学体系，这是许多医家或知识分子都注意到的地方。 例如张锡纯在1928年指出： “近阅医学志报，多有谓哲学可累医学之进步者，其人盖不知哲学作何用，并不知医学所由昉也。 ……此《内经》既为黄帝讲明医学之书，而必以哲学开其端，诚以哲学者保生之学也。 人必先能自保其身，而后能代人保其身。 ”中国医学本身就是一种保身哲学，这种学问依赖的正是古典的哲学思想。 而近代著名哲学家梁漱溟（1893-1988)更指出： 西方喜“新”，而东方“好古”； 西方文化以“向前为根本精神”，而中国则以“意欲自为调和折衷为其根本精神”。 也就是说，调和外来文化在中国是可行的，但中国与西方文化发展的方向毕竟不完全相同，这是以思想文化特殊性来立论。 而中国的哲学与西方的科学， 恰好对比出中西两文化各自不同的特色，张锡纯就指出：

当时西人虽重科学，而其一二明哲之士，亦间悟欲求科学之登峰造极，亦必须辅以哲学。是以先总理有言谓：“诸君都知道世界上学问最好是德国，但是德国现在研究学问的人，还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去补救他们科学之偏。”先总理之言如此，岂犹不足凭信乎。由斯观之，吾中华哲学之文明，数世后将遍行于群国，则全球受哲学之陶融，世界已登于大同矣。

此处相当特别，张强调中华民族思维的特质，并援引孙中山的言论来说明自身文化的价値，显然是在突显中西不同之处。这只是一部分的想法，更 明显的中西区隔还在于种族与天性的差异，例如李寿芝于《医界春秋》上发 表一篇文章，指出：

据我的观察，是他们（指中西医）入手的途径不同。这个途径，或是本于东西两方民族天性的。东方民族，一曩嗜好善戒杀，专讲什么因果阴德，就是悬壶行道，也说是“半积阴功半养生”。他胸中慈悲为本，道德为怀，心是细的、胆是小的，不涉怪诞，专务清高，所以得的学问，是天天在明窗静几中理想出来的。这种医学的结晶，是精神的、是自然的。西方的民族，杀伐好奇，是他的特性，无论什么，总要追个实质来，就如一个炉子蒸汽响了，瓦特要左思右想；一个苹果落在地上，牛顿要揣摩推测。总算他们是天之骄子，结果被他们宣泄了不少神奇的天秘。所以医学一道，就也不惜以宰割尸体为能 。

民族之天性淬炼出整个民族思考事物的方式，而生长孕育于其中的医学发展，当然也是不同的体系。除了思考外，身体的归纳也是中西有别，基于中西民族、体格所发展出来的两套医疗体系，也不能硬套在一个框架中。 例如陈阶云指出： “中医与西医，名既不同，自当各用各法、各用各药，以求名副其实。 窃又以为不然，夫信如斯言，以中西名称有区别，而必须中是中、西是西，各清界限，不许假借，则我中国人学医，只可学中医矣； 我中国人服药，只可服中药矣。 何以不禁中人不得学西医服西药，而独禁中医不得参西法而用西药耶？ ”虽然张锡纯善于并用中西药，但他于此提出中国人较适用中药，显然开始重视中医对国人的价値在何处。

以上所举，不过是较明显的言论，举其莹莹之大者而已。但是尽管中西在 “文明”、“思维”、“种族”还是“身体”有不同之处，在1929年废中医风潮以前仍有不少学者主张汇通中西医，不过，随着“中西不同”的比较渐渐多起来，原来建构在自身传统文化上之国粹内的医学，也渐渐开始画 出界线，和西医慢慢地进行切割。 但，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

40年代国医的诊脉和舌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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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建构之初——国学与国粹形象

中医不仅是实用的医学科目而已，在近代中国，它更代表一种传统学术与身体认知文化的集体认同。当西风东渐日益加深，中医所依存的东西也从 医学的本体转移到了文化上的要求，希望能和“国粹”放在一起，以传统之基石力抗新潮之西风。

中医与国粹放在一起论述的起源相当早，李经纬早期已指出，清末民初医界就已有“国粹保存论”了，例如1909年朱啸云在《论太医院不宜改用西医》中谈到： “今日中医知识渐开，各处医会医报之发达，势力磅礴， 凡所以奔走呼号，舌敝唇焦者，无非为发明医学，慎重生命，保存国粹而已。 故采取西法以表彰中学则可，尽弃中学而惟学西学则不可，而况于用西医乎？ ”此段话即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国粹保存论者对待西医学的态度。 当时氛围是将中国传统的学术都视为国粹，而医学也归纳在内。 另外，蔡小香（1862-1912)于1910年为《医学报》所作的“发刊词”中，表述得更为明白，他说：

天演之源，导于物竞，物竞之极，终于天演。东西之士皆守积极的主义，事事欲今胜于古，故有古人有今人，此进化之机转也。中国之士，皆守消极的主义，事事谓今不如古，故有古人无今人，此退化之现象也。以进化与退化相竞，退化者不得为天演所淘汰？……由是以往，下逮于今，为西医全盛，汉医式微时代，一盛一衰，天渊相判。缅彼扶桑，可为殷鉴。今吾国当新旧交哄之际，诚宜淬砺精神， 冒险进取，纳西方之鸿宝，保东国之粹言。

当时由于”今胜于古”的普遍认知，衍生了中医可能灭亡的担忧。 而此时”纳西方之鸿宝”，是拯救中医的一种好方式。 另外，1914年张识孙在《中医救亡刍言》中指出： “自泰西医学输入中华，其初国人昧于世界之观念，庞然自大，用夷变夏，悬为厉禁，故教会医院虽遍布各行省，而问津者寥若星辰焉。 自戊戌新政，新学渐露萌芽，迄至近世，民智勃起，科学昌明，而中西医学之优劣，判若天渊，昭然若揭，于是谋改良者有人，谋会通者有人，兴医报立医会者又有人，惶惶汲汲，不可终日。 要其宗旨，不外保存国粹，提倡宗风。 ”此时“谋改良”还是“谋汇通”，这些人基本的心态与动机都在保存国粹。

可以看出，此时所谓的“国粹”之内涵，并不排拒学习西医（西学），此时正是民初汇通风潮的当下，丁福保（1874-1952)也曾 用”医界国粹”这样的名词来呼吁医者必须面朝西方之长。 这时“国医” 一词连用并没有出现，但中国医学和国粹概念的结合，显然可以视为“国医” 成形的初期雏形； 而这时学习西医的方向虽已被提出，但有时看来像是口号，谈论多于实际。

探索医者思想或医学之发展，皆不能忽略当时的文化思潮。五四运动展开后，旧文化、旧思想被贴上落后的标签，中医过往与 “国粹”、“国故” 连结的形象，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箭靶子。 像是胡适（1891-1962)说： “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气电气，征服了不少的原质，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 保存国粹 ’、‘ 发扬固有文化 ’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 ”这是从国粹本身的价値开始质疑起，而鲁迅（1881-1936)更加犀利，因为他要根本地将国粹连根刨起，他说： “什么叫‘ 国粹 ’？ 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 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 但特别未必定是好， 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 粹 ’。 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 粹 ’ 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此等“割去”与“废除”之字眼，都没有任何“折衷”的余地存在。 这时，中医界已经渐渐感到“被废”的压力了。

大体经过这样的时代冲击后，原本中医与国粹的结合，开始渐渐与西学画出明确界线，中医界也对西医的防卫心更加强烈。约在 20年代中后期，“国医”论述从早期单纯的、可以中西兼容并包的概念中缓缓脱出，这种结 合文化的国粹论而出现的”国医”论述，显然开始区分中西医，与前述一切民族、身体、思想等等要素，皆成为中西医分界的标准，新的“国医”一 词，于焉出现。 例如张赞臣（1904-1993)，提到”国医的责任”，就是要 “保存国脉”，不受外力欺负。 或是指出： “少数留日等回国西医受帝国主义之熏陶，不能体察国民医药上之需要。 又不知斟酌国人之体格而有所变通。 ”可视为此转向的显例。 这时以国家与民族的界线来划分中西医的想法，可能和孙中山的死（1925)至蒋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几个事件，所造成的国内政治气氛有所关联。 以孙中山之民族、民生主义内之元素作为号召，来唤醒中国民众，是1925年后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在思想、文化界，这种政治神话图腾的操作，也无所不在。 至于蒋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使得三民主义与孙中山思想迅速成为国民党为主导的政府所奉行的中心思想； 其中，“国医”即紧紧地抓住民族主义这一要目加以发挥，例如王一仁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医药》，痛陈中国受到侵略，民族意志消沉，而今曰则有中医受西医之政治、经济压迫，必须“恢复民族自信之精神”，确实 重视中医发展，如是齐头并进，则三民主义完成之日，也就是中医蒸蒸曰上之时。 ”祝味菊（1884-1951)则言： “你想现在国民政府执政的人，哪个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接者说： “社会信仰中医的理由，实在是中山先生说的，中国有一种极好道德是爱和平，中医治法和平，愈病的成绩又不亚于西医。 ”这也是“国医”抓住国家思想方略的一种展现。

张赞臣

而在这样的转变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国医对自身学术的肯定，陈阶云谈 到：“今日西药中调经之Cumenol，即中药中之当归也； 驱虫之Macnin，即中药之鹧鸪菜也； 止咳祛痰之Aqua-Laurocer，Cxtract platycodon Grandiflorus Fluidus即中药之杏仁桔梗也。 诸如此类，中药之被西国采用者，不胜枚举。禁此 而不禁彼，岂得谓之乎乎。 ”彰显中医药主体之价値，这种本位主义是无用的，恰可呼应上述思想变迁之动态。 而许半龙（1898-1939)更加明确指出“国学”与“中国之学术”中“医学”的看法。 缘于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 《行政周报》公布所谓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助教和讲师必须符合“于国学上有研究者”； 副教授更必须符合”于国学上有特殊之研究者”。 据此，许谈到这是”中国学术界之曙光也”。 他回忆到章炳麟（1869-1936)在沪演讲时 解释说： “ ‘ 国学 ’则标‘ 经学、文学、哲学 ’三者为纲。 其义不相出入； 谈‘ 国学 ’者每引之以相告，特不知章氏之所举，实有不能尽之耳！ 盖所谓 ‘ 国学 ’者，‘ 中国之学术 ’也。 所有‘ 中医 ’、‘ 中药 ’之学，亦在其范围之内，界说既广，收纳之资料始见我国学术之博矣。 然考全国之医大， 及医学院，其能略知中医者，已不多见。 何云研究！ 何云贡献！ 更何云特殊之贡献！ ”这样的例子，明确将国医与国学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倾向一直延续到后来，都没有消失。

傅斯年（1896-1950)则对中医抱着“悠久传统”的心态大不以为然。 这位新学大师，本着对”国故”的厌恶，在30年代初期对中医的批评是相当著名的。 在他心中，“整理国故”和”输入新知”是对立的。 他说： “中医病理，只是引些书名，乞灵于中世纪的权威，而曰‘ 考国医历代研究病理诊断药物的书，真是汗牛充栋 ’。 其实西洋的医书若自埃及、希腊算起，更是汗牛充栋。 不过这些都在近代医学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让贤，只保持‘ 历史的兴趣 ’耳。 大抵国医与历史文化的意涵结合，皆非反中医者所乐见，故谓： “西医的维新派，未曾研究国粹的究竟，只知道说中医不是科学的，反对它虚无缥渺、信口胡言。 ”可见国粹与科学是不相容的，这时“国医”还未急于要采用科学，只是保持某种程度之开放心胸而已，实际上，此时国医仅为永续经营而汇通西医，故言： “法既有短长，不善者自应改革。 药无分彼此 ，有效者皆当备用。 采取新智识，保存旧国粹 ，参而合之，媾而通知，以期中国医学，早达上乘，而为全世界冠，上以增国家无限之荣，下以应人民无穷之疾。 ”可见当时中医界学习西医理论之皮毛，仅是为了保存中国医学着想，仍看不出“国医”想方设法在“上以增国家无限之荣，下以应人民无穷之疾”这样单独存在于新国家的价值上，将采取的积极态度与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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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转型的关键年代

1929年余巌（1879-1954)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以下称废医案）， 是一次中国医界的重大革命，而这一事件对中医本身择一即可影响与引领中 医转型方向力量之蓄积，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大抵在经历抗争运动后，中医界开始改变过去的竞争态度，转而采用联合的作法，并透过团体、学会的力量，争取在国家政策中发言的权力与法律的保障。过去已有许多人研究过， 不过，本文必须指出一个新的看法，即过往许多人认为国民党、甚至是国民政府的立场是反中医，“有计划的消灭中医”，甚至将蒋介石与汪精卫等放在一起并论，皆非史实。 目前已有研究指出，蒋介石在废医案中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 实际上，这次废医案的来龙去脉，其实并非国民政府有计划、有目标的欲废除中医，反而应该是少数留学外国的西医，一次突发性、没有配套措施的蛮干，更非中央部会授意。

起初，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以做为卫生决策的议决机关。 第一届委员会议时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 为由，决议采取渐进手段限制中医。 第一任卫生部长薛笃弼（1890-1973)指示中央卫生委员会致力于解决重大卫生问题，但褚民谊（1884-1946)却解释成： “卫生委员会等于立法机关，卫生部等于执行机关。 ”此语等于将卫生委员会之权力凌驾于卫生部之上，已属越权。 其中，特别是褚民谊，根据魏嘉弘的研究，在开会期间，举凡影响深远的议案，皆由褚提出并通过，交付执行； 他还积极串连国外学成归国之西医，捐弃歧见，共同携手废止中医。 当时褚为国民党中常委，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等，权倾一时； 而且，当时余巌只是提出办法与见解，但褚才是眞正的执行者，影响甚巨。 褚是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褚就是行政院秘书长。 而汪担任中央党部主席之时，褚则是中央党部秘书长。 汪重返政坛，在上海举行己嫌派全国会议，褚则担任筹备主任。 推测褚卖力的推销废医，应该与汪的授意不无关系。

1929年中医药界第一次请愿时，正值国民党召开三全大会期间，当时由叶楚伧（1887-1946)接见，当下即表示“中国医药有悠久之历史，为全国民众所托命，断无废止之可能，余当尽力援助，并望医药两界共同努力。 ”还包括国民党中常委张静江（1877-1950)、李石曾（1881-1973)等人，都曾允诺支持中医界之行动。 行政院长谭延闿（1880-1930)，接见第一次请愿代表时更进一步表示： “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断无实行之可能。 ”何况中国许多地方只有大都市有西医，若此案真的通过，那么“病者将坐以待毙，且药材农工商人全体失业，影响国计民生，不堪设想。 ”同年10月，国民府明确宣示： “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谕： ‘ 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 应交行政验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 并交立法院缚。 ’ ”这些历史都已为治近代医史的学者所熟知； 那么，如果在抗争之初就已受到行政院长，甚至五院院长加上蒋介石的轮流接见、支持，那么这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更可见此案是突然提出，并无经过严密的部会协商所达成的一致共识。

卫生部政务次长胡毓威曾表示，中央卫生委员会只能“建议”而已，如要施行，必须经过卫生部核可，再报请立法院、行政院通过之后，才具有行政上的施行效力，而卫生部长更是大力支持，认为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决议 “不妥”。 卫生部虽由薛主导，但他本身未具医学背景，本次废医政策，一般相信不是由他主导，但因废医案所造成的风潮太大，故他向行政院长提出辞呈，后由刘瑞恒（1890~1961)接任。

实际情况是，废医案只对首都附近各省之医药卫生行政有所影响，其他各省仍各行其事，维持传统中医为主的局面，显见中央政府法令草率、贯彻不易，中医界遂可借由抗争行动挽回颓势。而且在两次会议期间，其实中医界所受影响并不如想象中的大，他们仍继续创办中医医校与医药团体，完全无视中央法令可能的束缚。足见废医案是个软弱的共识，未达实际政策之面。更显见这只是一次鲁莽、没有配套措施、全盘规划的行动。

在中医药界方面，除了延续前期中西医差异的论调外，更抓紧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这个命题，大肆宣传中医药的价値。 1929年12月19 日，张梅菴至立法院、裘吉生（1873-1947)等人至行政院请愿，提出： “恳请维护中国医药业之地位，以保国粹事。 窃为总理以保全固有文化，发展社会经济，为构成民族民生主义之要点……仰乞确定中国医药业之地位，明令提倡，以保国粹，实深感戴，谨呈。 ”并由“属会以整理固有学说，改良现在药物为职志，期于文化经济作壤流之助。 ”从这分声明中已经看到，除了延续前期的国粹与文化之方针，最大的改变在于当时中医已经在思考： “古典医学体系能够为国家做什么？ 新中医必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基调，成为中医药界争取权力的最大改革与论述方向。

随着中医药抗争日渐扩大，褚民谊等人也开始渐渐感到舆论之压力，转而提倡“贯通中西”了，希望能使”中医学理进而科学化，还扩建中西疗养院，也留给中医诊疗之空间，可见褚的态度已有些微软化。 其实，就褚个人而言，陈存仁（1908-1990)指出，他会踢毽子、打太极拳，写了一手“颜体而有柳骨”的好字，还曾写过《孝经》一版刊行，平时爱好古典戏剧，特别是昆曲。 待人很客气，没有官架子，胸中无城府。 虽然留学法国，但还能保持中国士人的风范。 这样具有“传统气息”的人，很难和”废中医”这样 的反国粹心态结合在一起。 而且褚颇有玩世不恭之态，也不具严谨的学者风范，这样的人实在看不出他有任何坚定的信念来支持他废除中医，他提出的政策，显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结果。 褚曾公开谈到： “因中国科学幼稚， 百无进步，中医师本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由于缺乏研究所致”、“如果中西医合作，用科学方法诊断，用中西药治疗，各视其治愈之疾病而研究其学理，然后导入于科学之途径，则必有新的医学发明。 ”由此可见， 在学理方面，不科学是中医为西医所质疑的致命伤，讲得更明白、直接些， “科学”是中医的保命符、西医的最后底线。

陈存仁回忆当褚民谊见到他时，立刻想起他就是在废医案中和他进行笔战的其中一位中医，不过褚表现得丝毫没有芥蒂，还坦承他的父亲也是中医，开设了一间中药材店，他自己非但不反对中医，而且有病时还常服中药，他更是“中西疗养院”的董事之一，还嘱咐陈努力改进中医。 陈回忆说，他认识褚甚久，虽然褚是医学博士，但却是个研究兔子交配与生殖器官的“兔阴博士”，况且法国的医学院太过自由，学生不太用功，褚就是个显例。 陈从未在任何场合听过褚谈论有关医药方面的话 ，褚也从未诊疗过病人。 倒是有一次向陈问起鹿茸、肉苁蓉等壮阳药的吃法，褚听得入神，想必与他的性好鱼色的需求有关。 综合看来，只要能够与“科学”和“西医”沾上边，就足以杜反中医者悠悠之口； 而反中医政策的与执行之不得其人，早在一开始就已埋下失败的种子，倒不见得是中医做了多少努力的问题。

图文授权选自《国族、国医与病人：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11月）。

综合来看，如果中医能继续打着国粹，并适度表现见科学进步之一面，复再加上接受国家权力管辖、能为国家、民族的健康把关、负责，则中医即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来 “中央国医馆”的创立与努力，某方面来说正是这些理念的缩影。 1930年5月7日，谭延闿、胡汉民（1879-1936)、陈肇英、朱培德、邵元冲、陈立夫（1900-2001)、焦易堂等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中央国医馆，经费由国府核定，一共获得国民党中常委十三位的支持，并决定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改良中医学术，至此已确立科学化的国医改革方向。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然西医或反中医论者并没有因为中医采用科学的方法，就予以肯定。 同样地，反对者也同样以”科学”为 武器，抨撃国医不属于科学的医学，“国”医之名无存在之必要。 若言国医为国粹，有研究保存之必要，则应请中央研究院或科学专家来加以研究，中医们本身并不具备可供研究所需的科学知识，可见反对“科学国医”的声浪也不小； 更有人抨撃政府卫生政策变来变去，显见中央并不重视科学医（西医）的地位，反而支持旧医，真是倒行逆施。

现在，中医与西医界都在盯着这个机构的发展，看看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国医转型。

作者皮国立，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中原大学，专长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生命医疗史、身体史和疾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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