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人祭

文|邵燕祥

几年前张若名《纪德的态度》一书中文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张若名的名字重新引起了注意。早在1930年秋，纪德本人读到这篇中国女留学生的博士论文时，立即给作者写信说："由于您的劳作，我又重新意识到我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

张若名，生于1902年，如果活到今天，实足九十六岁，但她终年五十六岁，已经不幸去世四十周年了。

1958年，张若名在云南大学改造知识分子的"交心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于6月18日投河自尽。她被划右派的大儿子正在北方某地劳动改造，她的丈夫杨教授从外地赶回，没有见到尸体，也不知道是否留下了什么遗言。

张若名在五四运动中，是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1919年冬，她和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四位学生代表被捕，直到次年7月释放。周恩来在《警厅拘留记》中节录过张若名记述她和郭隆真两位女代表狱中情况的日记。

1920年11月，张若名跟一百九十多名勤工俭学生一起，从上海登船赴法。1922年，张若名、郭隆真加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张若名在"少共"内化名"一峰"。他们以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 马克思主义。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曾把张若名根据发言提纲整理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交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编进两本书出版：一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收入陈独秀、张国焘、赵世炎、瞿秋白、萧楚女、彭述之、周恩来等人文章，即以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为第一篇;另一本《马克思主义浅说》，是由她的三篇文章和任弼时的一篇合编而成的。后者由中国青年社编辑，上海书店发行，自1925年3月至1926年1月，至少再版了九次。

1924年，任卓宣接替周恩来任少共书记。张若名、郭隆真等常跟他发生意见分歧。任卓宣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作风粗暴，动辄骂人。郭隆真曾被他骂得痛哭流涕。张若名极为愤慨。经过痛苦的抉择，她决定退出政治活动。二十二岁的张若名，四年前因为被捕，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她下决心苦读，考进里昂大学，在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初的女博士之一，她关于纪德和其他法国作家的论文，是中国早期法国文学研究的硕果。

张若名1930年与杨结婚，同年底回到祖国。夫妇俩先是在北平执教，1948年春同时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去了昆明。杨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若名任中文系教授，讲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教法语。

不到一年，昆明和平解放。据她的长子杨再道写的《张若名生平》说：

1950年，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张若名开始了她完全崭新的生活。

她和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她觉得自己比老朋友实在是落后了一大截。她决心加速赶上。她很快就加入了中国民主 同盟。她努力学习 **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周扬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大量阅读马恩列斯以及高尔基、托尔斯泰、季莫菲耶夫、尼古拉耶娃、伊瓦施钦科、施瓦盛科的著作。她要尽快编写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教材，要把西方唯心主义的艺术至上的文学理论，改为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

张若名还积极投入新中国的肃反、镇反、三反、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教师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都是努力学习 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开会带头发言，认真写出心得。每次都作为积极分子，受到党政领导公开表扬。

张若名从1950年就开始申请重新加入中国**，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的经历部分，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可后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了。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能够上纲上线，敢于解剖自己否定自己。她是那样执著，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年年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直到1955年4月，周恩来、陈毅在昆明和张若名见面，从周恩来口中，她才明确地知道，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她因一直以为自己曾经加入和退出的是中国**(蔡畅1939年4月15日同美国记者韦尔斯的谈话，刘清扬在回忆文章中都说，张若名在法国曾加入中国**)，听了十分意外。杨是1923年由郭隆真介绍加入"旅欧中国**青年团"的，他看清了张若名吃惊的表情，同时也感到周恩来所说的跟自己的记忆完全不同;不过他很快在心里形成一个想法：因为**一向公认是性质严重的政治错误，周恩来一定是故意把若名说成退团，来减轻问题的分量，也是对她的保护吧。这当然只是杨的猜想;如果张若名当年加入的确是"中国少年**"，那是等于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后来的共青团的。

很快到了1957年，正在争取重新入党的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步步紧跟，自然也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心爱的长子从石家庄来信，她认为流露了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便主动把十来封儿子的家信交给党总支，以"求得党对自己的孩子加强教育"。后来杨再道被划右派，便是格外"加强教育"了吧。

张若名就是这样信赖党组织，表现出把一切献给党的一片忠诚。大概到1958年的"交心运动"里，也还是这样，"事无不可对党言"，向党倾吐了自己的衷曲，但是得到的是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于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是怎样"交心"，又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见具体著录;只知道"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刻召开了对她的声讨批判大会。中国民主 同盟(云南省支部?)亦随之将她开除盟籍"。一个"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者，一个学有专长勤恳敬业的教师，一个一心按照党员标准改造自己的积极分子，就这样从人间的唾骂声中消失了。

说她死于交心?不确切。因交心而死?还是不够确切。恐怕该说是因伤心而死的。

纪念张若名逝世四十周年，使我们想起，在反右派运动尾声中的"交心"阶段，像张若名这样因"交心"而受到打击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被补划了右派，有些人背上了记入档案的包皮袱，也有的像张若名一样痛不欲生，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没有留下遗言，或是遗言被销毁了。这应该说，是在"大鸣大放"之后的又一次"陽谋"。

旧说有些异事"可一而不可再"，以"陽谋"论，则可一而又可再。

旧说"士可杀不可辱"，以交心运动或整个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说，则士可杀又可辱，可以辱而再杀，亦可杀而复辱。

从法律角度，人问是自杀还是他杀;但有些所谓自杀者，难道不是假手于自杀者之手的他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