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你，非我薄情 | 李叔同

送别

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每到毕业离别时刻，我们常常唱起这首歌，悲悲戚戚又绵软悠长，一字字敲打着心房，满目美景化作长亭古道，乌啼残阳，知道你要走，我却无法留住你，大概是世间最无奈又悲伤的事吧。

因由这词，我知道了李叔同，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弘一大师。他出生富贵人家，早年风流闲适，诗词画艺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备受世人推崇。就在人生巅峰时刻，这位多才多艺的天之骄子，突然地落发为僧，告别了世间一切繁华富贵，告别了他爱的人。当时年幼，心中非常不解，直到最近，我读到他出家前写给日本妻子的一封信：

诚子：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于我十分重要。

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

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

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

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加持你。望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叔同戊午七月一日

1918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

剃度几个星期后，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

这一年，是两人相识后的第11年。

38岁的他，原来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辞去教职离开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

10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

李叔同决心已定，连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

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求与他见最后一面。

临别前，几个人一同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西湖边，杨柳依依、水波滟滟，没有比西湖更合适送别的场景了。

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

诚子:“叔同——”

李叔同:“请叫我弘一”。

诚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

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

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

摘自--黄炎培文章《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

五年前的一首《送别》，意境高远，满耳戚戚，而今竟一曲成谶。从此，世间再无那个会作诗、会书法、会作画、会填词、会篆刻、会演戏、又会音乐……的李叔同，只有一代名僧弘一法师。

李叔同遁入空门之心决绝，不给自己留半点退路，但他不是个无情的人。在出家前，叔同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

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弘一大师内心的柔情和歉疚，以及处事的细心和周到。

据说，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和诸般猜测。

世人大多无法理解，一时间猜测四起，“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失恋说、政界失意说......”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存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

其实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读读他写给妻子的那封信，再明白不过。

他的学生丰子恺，曾经这样解释：

“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

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

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

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

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

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

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

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

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

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

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

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梁。

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梁而已。

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梁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

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

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丰子恺，大概是最了解他老师的人了吧。

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其实，他要的不是这些，他要的，一直是自己的本心。

他出家，既不是为了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是为了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

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

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僧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 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弘一法师圆寂时，有两件小事令人深思。

一是他圆寂前夕，写下的“悲欣交集”的帖子，无论是这句话本身，还是他所写的墨宝，都使人看到一位高僧，在生死玄关面前的不俗心境，既悲且欣，耐人寻味。

二是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钵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虫蚁烫死。

活着的时候，怜惜蝼蚁命并不奇怪，这是对修道之人的一般要求，但是快死了还惦记勿伤世上的生灵，这份心思的细腻，非真正的大慈大悲者不能有。

他放下个人的小爱，却以慈悲之爱对待众生，这一场无法挽留的离别，是成全世间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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