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狱中诗论析（二）

沈佺期狱中诗论析（二）

《移禁司刑》则从少时参加乡贡，踏入仕途说起，开始对往事的深情回忆：“畴昔参乡赋，中年忝吏途。丹唇曾学史，白首不成儒．．．．．．”继而说到自己的纯洁正直：“任直翻多毁，安身遂少徒．．．．．．．”并感叹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物情牵倚伏，人事限荣枯。门客心谁在，邻交迹倘无．．．．．．”这首诗作于长安四年的秋日，沈佺期在狱中的时间也已很久了，而且由御史台狱转至司刑寺狱，似乎案情十分严重。所以诗中流露出来的心情较之前几首要黯淡了许多。眼界也从对下狱本事的激愤怨恨转而想到了物情的倚伏，人事的荣枯，境界扩大了，感慨也更加深沉。诗的结末仍将希望寄托在刑官的明辨和皇帝的开恩上面，这是封建时代的臣子无奈的、近乎唯一的选择。作为皇帝的文字弄臣，政治和经济上的附庸地位，使得他们缺少独立的文化人格，缺乏抗争的力量和勇气。在灾难降临时，落魄、困顿的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皇帝的明鉴和开恩上，因为这是在无边的黑暗里寻找一丝光明的最后努力。

《狱中闻驾幸长安二首》作于长安四年的冬天，据当代学者考辩，此年并无驾幸长安之事，西幸之事乃狱中传闻。《唐会要》卷二七：“长安四年正月，幸西凉。洛阳县尉杨齐哲上书谏曰：‘．．．陛下以大足元年冬迺睠咸京，长安三年冬还洛邑，四年又将西幸，圣躬得无穷于车舆乎？”可知长安四年原有西幸长安之议，后当因臣下谏阻而作罢。②沈佺期在狱中听到皇帝要驾幸西京的风传，心中自然升腾起希望的火花，所以诗中虽如他作，仍有怨愤不平之语：“谁念羁囚滞洛城？”“无事今朝来下狱”。但更多是对圣驾来临时的喜悦:“扈从由来是方朔，为申冤气在长平。”“君看鹰隼俱堪击，为报蜘蛛收网罗。”但此次西幸之事终未成行，沈佺期这次“申冤气”、“收网罗”的希望旋即成为泡影。

从艺术手法上说，这七首诗略可分为三类：（1）铺陈其事，直抒胸臆之作。《被弹》和《移禁司刑》属于此类诗歌。《被弹》写自己为人所诬，无罪遭灾：“尔何按国章，无罪见呵叱。”；写狱治的黑暗和狱吏的凶暴：“万朔当众怒，千谤无片实。庶以白黑谗，显此泾渭质。劾吏何咆哮，晨夜闻扑抶。”；写盛夏之日，狱中烈日晒烤，病痛缠身的苦况：“是时盛夏中，暵赫多瘵疾。瞠目眠欲闭，喑呜气不出。”都是用的“赋”法，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整个的下狱过程及胸中的不平、冤屈和愤恨。《移禁司刑》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这首诗从对往日的回忆开始，写奔走谋官的艰辛，居官在任的谨小慎微、纯洁正直：“畴昔参乡赋，中年忝吏途。丹唇曾学史，白首不成儒。天子开昌箓，群生偶大炉．．．．．何功游画省，何德理黄枢。吊影惨非据，倾心事远图。盗泉宁止渴，恶木非投躯。”与身陷囹圄的现状对比起来，苦楚更加浓烈。（2）咏物比兴，曲达其旨之作。《同狱者叹狱中无燕》由春燕的“三时欲尽”，“双影未来”，想到了自己处境的落魄不堪，冤情的激愤难言。“食蕊嫌丛棘，衔泥怯死灰。”这是移情的作用使然，燕子本无好恶之心，只是因为沈佺期无罪遭缧绁，所以才因“春燕未来”的细末之事联想到“门客谁在”、“邻交迹无”的炎凉世态，心中的悲愤远甚于身上的病痛。（3）借事用典，抒己怀抱之作。《枉系二首》用周公和公冶长的典故，二人与沈佺期是同样的遭遇，所以容易引起共鸣。前面已对该诗用典的情况详加论述，兹不赘言。《狱中闻驾幸长安二首》其一：“扈从由来是方朔，为申冤气在长平。”用的是东方朔的典故。《郡国志》曰：“雍州咸阳县北十五里长平坂，汉武帝幸甘泉，驰道有虫覆地，赤如生肝。问东方朔，朔曰：‘秦狱地冤气也。臣闻酒能消愁。'以酒浇之，果销矣。”沈佺期希望圣驾来临时，能有人象东方朔一样，报说自己的冤情，从而脱却牢狱之苦。

唐代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4]沈佺期这七首狱中诗，所以比那些应制诗更能感动我们，就是因为有了深切、痛苦的生命体验。诗中所写的不幸在我们的心胸里激起了一种同情的感受，并使得我们的胸襟为着他的酸楚、怨愤而激烈地动荡。这在沈佺期的诗作中，的确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也正因如此，这七首狱中诗在沈佺期的诗集中，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存在。

注释：

①②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1

参考文献：

[1]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

[4]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沈佺期人物事件

文学史对佺期公“又皆诌事太平公主、张易之等贵佞”这一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通鉴纪事本末》中670年到705年李唐王朝内部所发生的一切政事和宫庭之议，犹其是在武后当政和太平公主参政的30多年中，史事、政事、帏事所涉所记之人愈千，但直接提到沈佺期之处很少，只间接说过他与宋之问同为上元进士，同作协律郎和考功员外郎，同是当时著名宫庭诗人。宋因太平公主事受牵连，流放途中诏斩。至于结交张易之事更是只字未提，“又皆诌事太平公主、张易之等贵佞”一说何年何月出自谁人之口，已无考证。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太平公主、张易之案在当时是铁案，如佺期公真参与其事，睿宗时是不会平反的，因为此二人也是睿宗李旦的死敌。

但沈佺期在公元705年被流放灌州却是事实。为什么被流放了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两问于史可以不究，于沈氏族人，犹其是佺期公的后人，不考证清楚终是遗憾。作为佺期公之第49代孙，为族计，从公诗中也能找出一些沉冤不白的依据来。既然是考证，总还要有证据才能说明问题吧。 佺期公《被弹》一诗中首先就说“知人昔不易，举非贵易失。尔何按国章，无罪见呵叱。”这四句说得很明白，前两句是感叹语，大意是举人非贤，反受其诬。后两句是说他是被他曾经举荐的人弹劾和审讯的，而审讯他的人又不遵守当时法令，小人得势，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接下来是说“少以文作吏，手不曾开律。一旦法相持，荒忙意如漆。”意思是说初入官场时他是为皇帝做应制诗的，以专业为主，并不懂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无端获罪，不知所措。是一种遭到打击后的反思。造成佺期公真正获罪下狱流放的原因按文字考证和分析有三条。一是年轻、性耿、才高、宠久，遭人妒嫉。佺期公很年轻时就中了进士，入了官场，为人耿介，不讲究为官之道，爱说直话得罪人，又因武皇时期经常跟侍皇亲国戚左右做诗，锋芒毕露，遭人妒忌。“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样的事在今天都是屡见不鲜的，何况是在封建社会正繁荣昌盛的时期呢。“盛时无大事，朝臣各猜肄”历史上是不足为怪的。二是在做给事中或尚书任上犯了“后官不反前官耻”的禁忌，树了对头。按佺期公诗中自述，他是一个性守安静，生活谨严的人，在做高官时不收门生，不结朋党，缺少做高官的底层基础，对前任做错的事不蛮不隐，该纠即纠，该翻就翻，有点一意孤行，“任直翻多毁，安身遂少徒”就是说的这些。有一点可以看出来的，他得宠时得罪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遭到弹劾后朝中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大多数人落井下石，正于他在诗中所说的“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

实。庶以白黑谗，显此泾渭质。

他可能犯了官场众厌。三是遭受了池鱼之殃，做了宫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柬之政变、韦后干政、武则天卒这三件大事都是发生在神龙元年（705年）的1月、2月和11月，1月以后时年已82岁的则天武后就被迫移居洛阳上阳宫，她在长安的一批亲信旧臣遭到了全面的洗劫，佺期公也在洗劫之列。韦氏干政后，大肆捕杀武周人物，大“罪”者、证据确凿者多遭诏斩，余者下狱愈千之众。佺期公之所以未遭诏斩，是中宗下了一道圣旨对武周大臣不能滥杀，“圣旨垂明德，冤囚岂滥诛”是也；再就是因为所诬之人尚无确证。

综上所述，一、二原因只是表面现象，真正下狱的原因是第三个，那就是他所跟随的主脑人物（武皇）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是被逼退出的，新的权贵是不会放过旧时人物，何况韦氏又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恶毒女人，中宗在贬房州的路上曾跟韦氏有过承诺，一旦掌权，任韦氏参政议政，佺期公是武皇时期的宠臣，武皇对韦氏一向看不起，她俩虽然是婆媳关系，但主要的还是政敌关系，韦氏能放过武皇时的宠臣佺期公吗？显然不能。有人弹劾他有此劫，无人弹劾，他仍难逃此劫。

与佺期公同时受到牵连的家人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和两个哥哥、三个弟弟。他在狱中受尽了折磨，经常遭到狱卒用刑，狱中环境很差，臭虱横行，三天不能吃上一餐饭，两个月没有梳头。时值盛夏，又得了疟疾，差一点被折磨死了。但是因沉冤不白，意有不甘，洗冤雪耻的决心支撑着他挺过来了。公元705年秋，他从长安出发，经四川、湖南、云南辗转了一年的时间，才到达贬地驩州（今越南北部），他在流放之地生活了五年，公元710年接到平反通知从驩州北上，711年到达长安就任新职，做了个闲官，他写的《回波辞》说得很清楚“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