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佺期狱中诗论析（一）

沈佺期狱中诗论析（一）

内容提要：沈佺期的七首狱中诗作于武周长安四年（704年）被诬下狱时，因为有深切、痛苦的生命体验，所以比起他的那些形式绮靡华艳、内容空洞无物的应制诗来，感情较为真挚充沛，语言也平易自然。

关键词：沈佺期狱中诗内容艺术特色

沈佺期（约656－约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唐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官至太子詹事。其诗与宋之问齐名，多应制之作。律体谨严精密，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为律诗的定型作出了重要贡献。武周长安四年，沈佺期以考功员外郎受赇下狱。据当代学者考辩，这次“受赇”事件当是一桩冤案。在狱中，他作诗七首，反复为自己辩诬。认为这完全是一桩“事间拾虚证，理外存枉笔”的冤假错案，是由于自己“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造成的。佺期在狱中一年仍“劾未究”。即未能定罪结案，次年二月才因附二张而流放，看来，控方的证据一定十分薄弱，佺期说是“千谤无片实”也并非夸大。①另据《全唐文》卷四十四颜真卿《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秀）神道碑铭》：“年十五，为崇文生应举，考功员外郎沈佺期再试《东堂壁画赋》，公援笔立成，沈公骇异之，遂擢高第。”[1]卷四四ｏ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九龄）神道碑》：“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2]从这两件事情来看，沈佺期做考功员外郎时颇能知人善任。“受赇”一事当为他人所诬。他的这七首狱中诗因为有了深切、痛苦的生命体验，所以比起那些形式绮靡华艳、内容空洞无物的应制诗来，感情较为真挚充沛，语言也平易自然。下面就其诗详细论之。

《被弹》作于长安四年夏沈佺期初以“考功受赇”被劾下狱时，诗中具体描写了他下狱的经过和狱中见闻，并竭力为自己辨白。诗中写到他因禀性正直而招人嫉妒被诬下狱：“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实。”写狱吏的凶残狠暴：“劾吏何咆哮，晨夜闻扑抶。”写狱中环境的极度恶劣及身心所遭受的创伤：“穷困多垢腻，愁坐绕虮虱。三日唯一饭，两旬不再栉。是时盛夏中，；叹赫多瘵疾。瞠目勉欲闭，喑呜气不出．．．．．．”诗的结尾处同他所作的其他狱中诗一样，寄希望于皇帝明鉴，奸佞被除。

《枉系二首》略似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都是用文学典故寄托自己的怀抱，感伤身世，“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而且二人同是因为被人诬陷贪污受贿而下狱。不同处在于骆宾王在诗中正用卓文君《白头吟》和“南冠楚囚”的典故。相传西汉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爱情不专，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伤：“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骆宾王在该诗里，是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希望自己的冤屈能为皇帝所了解，早日脱却牢狱之苦。“楚囚”典出《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3]南冠即楚冠，楚人钟仪囚于晋，仍然戴南冠，弹奏南国的音乐，范文子称赞这是君子之行。骆宾王在诗中写到“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乃是以“楚囚”自比，既表现自己的志行高洁，又借秋蝉凄苦悲切之音，抒写了他身世的飘零，处境的落寞，心情的哀伤。沈佺期则不同，他是以古人与自己相比，写自己遭际的悲惨远甚于古人。周公虽被成王怀疑，还有《鸱鸮》一诗表达自己的忠诚和冤屈：“吾怜姬公旦，非无鸱鸮诗．．．．．．”；公冶长深陷囹圄，孔子却对他信任有加，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昔日公冶长，非罪遇缧绁。圣人降其子，古来叹独绝。”而对沈佺期来说，自己无故遭罪，却无人为其鸣怨，相比之下，境地更加悲惨：“我无毫发暇，苦心怀冰雪。今代多秀士，谁能继明辙？”

《同狱者叹狱中无燕》以狱中无燕，将一片怨情寄于燕子身上，在诗人看来，似乎燕子也有了势利之心，不愿来到这丛棘之地：“何许乘春燕，多知辨夏台。三时欲并尽，双影未尝来。”“无燕”只是一个缘头，无人来救才是沈佺期心中的真实想法。

沈佺期人物事件

文学史对佺期公“又皆诌事太平公主、张易之等贵佞”这一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通鉴纪事本末》中670年到705年李唐王朝内部所发生的一切政事和宫庭之议，犹其是在武后当政和太平公主参政的30多年中，史事、政事、帏事所涉所记之人愈千，但直接提到沈佺期之处很少，只间接说过他与宋之问同为上元进士，同作协律郎和考功员外郎，同是当时著名宫庭诗人。宋因太平公主事受牵连，流放途中诏斩。至于结交张易之事更是只字未提，“又皆诌事太平公主、张易之等贵佞”一说何年何月出自谁人之口，已无考证。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太平公主、张易之案在当时是铁案，如佺期公真参与其事，睿宗时是不会平反的，因为此二人也是睿宗李旦的死敌。

但沈佺期在公元705年被流放灌州却是事实。为什么被流放了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两问于史可以不究，于沈氏族人，犹其是佺期公的后人，不考证清楚终是遗憾。作为佺期公之第49代孙，为族计，从公诗中也能找出一些沉冤不白的依据来。既然是考证，总还要有证据才能说明问题吧。 佺期公《被弹》一诗中首先就说“知人昔不易，举非贵易失。尔何按国章，无罪见呵叱。”这四句说得很明白，前两句是感叹语，大意是举人非贤，反受其诬。后两句是说他是被他曾经举荐的人弹劾和审讯的，而审讯他的人又不遵守当时法令，小人得势，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接下来是说“少以文作吏，手不曾开律。一旦法相持，荒忙意如漆。”意思是说初入官场时他是为皇帝做应制诗的，以专业为主，并不懂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无端获罪，不知所措。是一种遭到打击后的反思。造成佺期公真正获罪下狱流放的原因按文字考证和分析有三条。一是年轻、性耿、才高、宠久，遭人妒嫉。佺期公很年轻时就中了进士，入了官场，为人耿介，不讲究为官之道，爱说直话得罪人，又因武皇时期经常跟侍皇亲国戚左右做诗，锋芒毕露，遭人妒忌。“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样的事在今天都是屡见不鲜的，何况是在封建社会正繁荣昌盛的时期呢。“盛时无大事，朝臣各猜肄”历史上是不足为怪的。二是在做给事中或尚书任上犯了“后官不反前官耻”的禁忌，树了对头。按佺期公诗中自述，他是一个性守安静，生活谨严的人，在做高官时不收门生，不结朋党，缺少做高官的底层基础，对前任做错的事不蛮不隐，该纠即纠，该翻就翻，有点一意孤行，“任直翻多毁，安身遂少徒”就是说的这些。有一点可以看出来的，他得宠时得罪的人太多了，以至于遭到弹劾后朝中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大多数人落井下石，正于他在诗中所说的“万铄当众怒，千谤无片

实。庶以白黑谗，显此泾渭质。

他可能犯了官场众厌。三是遭受了池鱼之殃，做了宫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柬之政变、韦后干政、武则天卒这三件大事都是发生在神龙元年（705年）的1月、2月和11月，1月以后时年已82岁的则天武后就被迫移居洛阳上阳宫，她在长安的一批亲信旧臣遭到了全面的洗劫，佺期公也在洗劫之列。韦氏干政后，大肆捕杀武周人物，大“罪”者、证据确凿者多遭诏斩，余者下狱愈千之众。佺期公之所以未遭诏斩，是中宗下了一道圣旨对武周大臣不能滥杀，“圣旨垂明德，冤囚岂滥诛”是也；再就是因为所诬之人尚无确证。

综上所述，一、二原因只是表面现象，真正下狱的原因是第三个，那就是他所跟随的主脑人物（武皇）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是被逼退出的，新的权贵是不会放过旧时人物，何况韦氏又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恶毒女人，中宗在贬房州的路上曾跟韦氏有过承诺，一旦掌权，任韦氏参政议政，佺期公是武皇时期的宠臣，武皇对韦氏一向看不起，她俩虽然是婆媳关系，但主要的还是政敌关系，韦氏能放过武皇时的宠臣佺期公吗？显然不能。有人弹劾他有此劫，无人弹劾，他仍难逃此劫。

与佺期公同时受到牵连的家人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和两个哥哥、三个弟弟。他在狱中受尽了折磨，经常遭到狱卒用刑，狱中环境很差，臭虱横行，三天不能吃上一餐饭，两个月没有梳头。时值盛夏，又得了疟疾，差一点被折磨死了。但是因沉冤不白，意有不甘，洗冤雪耻的决心支撑着他挺过来了。公元705年秋，他从长安出发，经四川、湖南、云南辗转了一年的时间，才到达贬地驩州（今越南北部），他在流放之地生活了五年，公元710年接到平反通知从驩州北上，711年到达长安就任新职，做了个闲官，他写的《回波辞》说得很清楚“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