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传

文|邵燕祥

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做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更不是以"戏说"为能事的通俗读物。

黄仁宇先生，熟悉中国的纪传体，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就聪明地选择了五位历史人物，写出了那一年其实不止那一年的历史面貌。不管对他这本书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他抓住了历史的头绪。历史这出戏是由人扮演的，离开人的活动，甚至离开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行，性格、际遇的细节，就无法对历史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通过斯大林写苏联，又通过苏联突出斯大林。问题不在于他的写法，而是材料的取舍趋于一偏;也许不是有意的取舍，是占有材料的局限。

为什么在苏联存在的一个长时期，却不能真切地了解苏联的历史?因为只有一本《联共(布)党史》，还是典型的"以论(点)代史(料)"，甚至干脆掩盖真相，伪造历史。近年历史档案解密，私家著述也得以问世，于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当时苏联内部斗争的更加翔实的材料。不但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较近真实的个人传记，合而观之，他们之间，那前后左右的历史纠葛，也就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了。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传记是整体历史书写的基础。正如个人的记忆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一样;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个人记忆的所谓"集体的记忆"，就有伪造之嫌了。

我们不但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久远的过去，更希望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作。如果没有《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我们对1959年那个重大的转折，能知道多少呢?然而在当代的这类作品中，也是良莠不齐，真伪混杂。有一个著名人物以日记相标榜，买来却让人大失所望;我们并不是以猎奇的态度追求秘闻，但如果一个人的日记同当时的报刊如出一辙，不但今天没有出版的价值，当时似乎也大可不必费事去抄报纸了。

以前是权力的干预，现在加上市场的作用，还有利益集团、亲友子女的为贤者讳，所以尽管不鲜史传之类的出版，但也正像其他领域一样，假冒伪劣在所难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货色，叫它伪传记伪回忆录也罢，叫它羼了假兑了水的什么也罢，总之是淆乱视听。有一本关于汪精卫的东西，里面杜撰了一首四句头，狗屁不通，押韵而已，偏要说是汪的绝命诗，许多报纸纷纷摘转，史学家们自然一眼看穿，置之不理，可一般读者不能看破机关，就会信以为真，以为汪精卫就写那样的诗，从而把当前某些人写的狗屁不通的东西，也称之为诗了。

话说回来，像这四位学者的传记，不仅让人看到他们的学术道路，更让人看到他们的人生命运。不仅通过他们看到1949年前与1949年后史学界的风云鳞爪，而且整个学术界，以至知识界这些年共同走过的道路，直路与弯路，也经由这几位传主的个案，一一显示出来;过眼沧桑，令人不胜感喟。但又不只是为了感喟。最近黄裳先生在评论李辉文集时，从李辉采访周扬或敌或友或亲或疏的几十位社会人士的记录，称许他下了扎实的功夫，而以一部《周扬传》相期;同时，他又希望李辉在对现代文学若干关键人物作了个别攻坚之后，能够着手新的文学史的写作。我认为，这几位史学家的传记，也为现代中国史学史的改写做了准备。

这一套传记丛书，名为"往事与沉思"很好。没有沉思，则往事不过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不过是寄托些忆旧怀人的苍老的感伤。中国虽说历来文史不分家，但这一丛书的品格更近于史。何兹全先生关于肃反时揭发两个老友的交代，关于他与赵光贤教授的芥蒂和他的歉疚，使我们感到，这是作者晚年回首前尘，严肃命笔，这不但是历史学家，也该是任何人面对历史的态度。

历史面前人人平等。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第三个还是真实。弄虚作假的史传之作，本意在欺世盗名，最终将被历史所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