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1895年的转折时刻

撰文：许知远

编者按：一场突然的危机震惊了整个国家。1895年是近代中国的转折时刻，它迫使所有人重新思考清王朝在世界的位置，它内部的深层困境，以及公开表达之迫切。只有幻像与恐惧皆被打破，变化才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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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上海时，恰逢下雪，这在已经立春的江南多少有些让人意外。“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在给妻子的信中，梁启超流露出少见的儿女情长。

六天前，他再度从广州启程，参加乙未年（1895）会试。出于对战事的恐惧，颇多南方举人放弃了北上，但草堂师生照旧出发。他们经常刻意掩饰自己的功名心，一边对八股文章口诛笔伐，一边又勤于应考：康有为说他迫于母命，梁启超则归结于父亲的压力。

促使梁启超感伤的不仅是天气，也有对国家的忧虑。与日本的战事不断恶化，在报业发达的上海，他能够听闻各种战败消息。在海上，提督丁汝昌正月十八日在刘公岛自杀，北洋舰队彻底覆灭；在陆地，重新被启用的湘军没有表现出任何人们期待中的力量。即使依赖英国人、法国人保护而暂时获得平静的上海，也处于不确定之中，相传日本人不仅要直取北京，还会进攻南京。上海名士郑观应劝自己的朋友、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回苏州创办民团，抵御可能到来的日军。

对于个人前途，梁启超同样不置可否。接连三次的落榜不免令人意兴阑珊，时局如斯，获得功名又如何。他对夏曾佑说此行并不是为了参加会试，而只想做一番“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他喜欢上海，因为这里是“南北要冲，人才凑入之地”。他提起了中西书院的邀请，教席“虽所得微薄”，但有西文老师，可一边教书一边学西文。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他对去年北京相聚怀念不已， “京华萍合，已成影事，不任惆怅”，之后不无抱怨地说，已半年没接到夏曾佑的来信了，羡慕夏在湖北的“同人之乐”，他也很想去一趟湖北，拜会新老朋友。他把借阅的《中俄交界图》还给汪康年在上海的弟弟——这本书的作者洪钧曾出任驻柏林与圣彼得堡公使，娶了著名烟花女子赛金花为妾。“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他在信中再度表达了这个观点。在要广联的人才中，他特意提及了孙文，说这个人“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又非哥老会式的江湖人物，追随者都是遍布南洋与美洲的商人或留学生。他还听说张之洞有一位梁姓幕僚，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希望汪能去一探究竟。

梁启超

将孙文视作一个可联络的人才，或许跟偶遇陈少白有关。陈少白也是新会人，比梁启超年长四岁，英俊而富有才智。他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对他影响甚深的三叔也是基督徒，常从广州带回西学译书，让他学习英文、日文。梁启超求学于学海堂时，陈少白进入了美国人创办的格致书院，两年后进入香港的西医书院，成为孙文的密友。他帮孙文起草了给李鸿章的上书，提出变法的建议。李鸿章忙于即将到来的中日冲突，无暇给一个香港医学院毕业生太多的关注。这种挫败感将孙文与同伴们推向另一个方向，“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遂于1894 年末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清政权，如今正四处寻求可能联合的力量。

此刻，陈少白也住在洋泾浜的全安栈。陈少白试图接近康有为，而后者保持着一贯的傲慢——“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当陈少白“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有为没有感到诧异，还多少认同了这种看法。他随即介绍梁启超给陈少白，两人年龄相仿，“谈论颇欢”。谁也不知道，谈兴浓时，陈少白是否会无意讲起兴中会正在酝酿的大胆计划。二月二十日，孙文在香港主持兴中会干部会议，计划攻取广州，并采用青天白日革命军旗。

尽管梁启超没记述这次见面的情形，陈少白的谈话多少还是会触动他，两人一起分享了对现政权的厌恶。但与孙文、陈少白不同，草堂师生仍自视为正途，康有为的傲慢多少流露出这一点，作为举人的他们仍有机会金榜题名，跻身权力与荣耀的中心，这或许才是更有效的变革方式。

梁启超乘船北上时，战事似乎变得愈加严重。二月二十三日，即将驶入大沽港的客轮被一艘日本军舰拦截，日本人怀疑从上海来的商轮上可能藏有军火，直接登船搜查。渤海湾几乎沦为日本的内湖，日本军舰可以自由往来，而中国方面对此毫无办法。

稽查没有引发特别后果，却让康有为与梁启超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战败之屈辱。对康有为而言，这羞辱中还包括怀才未遇的愤懑——倘若朝廷早日相信他在1888年上书中对日本野心的判断， “必无此辱也”。

抵达天津时，他们可能感觉到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这里正面临着二十五年来最大的一次权力交接：三个月前，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由王文韶取代。这是李鸿章一生最大的一次政治挫败，除此之外，他还要肩负起与日本谈判的任务，刚离开大沽港前往马关会见伊藤博文。这已经是中国派出的第三个议和使团了，此前不管是德国人崔德琳领衔的使团，还是张荫桓、邵友濂使团，都因缺乏足够权威被日本人拒绝。在日本人心中，唯有恭亲王与李鸿章符合谈判的资格。这是一次注定被唾骂的出使，朝廷不可能让皇胄宗室陷于这样的窘境，耻辱必须由汉人大臣来承担。李鸿章的确要为这羞辱负责，天津城中的一些插曲曾反映出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作为李鸿章重要幕僚的罗丰禄，战时焦虑的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听到威海失守的消息后，他写信给远方的爱妾说：“但使倭寇不来，不至无家可归，余事皆可存而不论矣。”

万木草堂师生到达北京时，春意已颇为浓厚，陶然亭的海棠应已含苞欲放。比起梁启超四个月前离开时，京城气氛又发生了不少变化。恭亲王没有给人们带来想象中的改进，他彻底丧失了昔日的风采，在翁同龢的眼中，他已经老弱不堪，“疾甚，唯唯”。 主战派对于湘军的殷切期待也已经化作泡影。清流派的激愤与正义感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把国家引入更深的危机，就连他们眼中“素为知兵”的李秉衡，对于日军在荣成登陆、突袭威海也束手无策。

作战的勇气早已失去，叹息与哭声弥漫于宫廷，慈禧曾对刘坤一说：“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但相拥痛哭也掩饰不住母子的斗争，慈禧以干政、卖官的名义，贬斥了光绪最宠爱的珍妃，这也引发了“帝党”与“后党”之间新的冲突。御史安维峻去年末上奏折，大胆且不无臆想地提及两宫矛盾，并劝“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奏章把战败归咎于李鸿章，请求将其诛杀。这是清流派最惯常的风格，用个人恩怨、道德判断来替代复杂的现实。不出意料，安维峻被革职，谪戍张家口，但他反而因此“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赢得了外界普遍的赞誉，一位名叫王正谊的京城镖师甚至自愿护送他前往戍地—在江湖中，这位镖师以“大刀王五”著称。

恐慌四处蔓延，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在家信中写道：“京师颇形震动。京官家眷，十去其八矣。”迁都的议论喧腾不已。张之洞与李文田最初提出迁都建议，他们用“西狩”的名义掩饰这种逃离，借助典籍将失败转化成新的希望——在《春秋》中，正是在田野狩猎时，鲁哀公捕获麒麟，成为中兴的迹象。翁同龢也主张迁都，甚至在皇帝面前与孙毓汶公开争论了起来。颇有一些中低层官员响应这些倡议：沈曾植、蒯礼卿建议迁都至襄阳；文廷式则用他一贯的纵横捭阖来证明迁都之必要，建议光绪做出类似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选择——在1812年舍弃莫斯科后，俄国最终战胜了拿破仑。然而，这些主张却引起了满人权贵的诸多不满，敏锐的工部尚书孙家鼐劝告提出倡议的李文田，倘若执意如此，必然招致奇祸，吓得李赶紧收起了主张。康有为感到了这股不安气氛，不无臆想地写道：“内廷预备车辆五百，以备迁都。朝士纷纷，多虑国亡出京师者。”

康有为

战无可战，迁都又无疾而终，和谈便成了唯一的选择。为了寻求国际社会的帮助，恭亲王甚至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在谴责了日本之后，他破天荒承认中国自身的缺陷，“我们对这场战争处理得不够明智，并且，有些官员的表现不称职，不能胜任国家的责任。由于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我们大清国在这次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当然，他不会承认，关键的问题出在最高决策者，也就是太后与皇帝身上。国际干预的确成了清帝国最后的希望，李鸿章来到京城为和谈做准备时，就马不停蹄地拜会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寻求各国的支持。此刻，所有人都等待他从马关传回的消息。

与去年一样，康有为住在烧酒胡同的金顶庙。梁启超这次没住在新会会馆，而是与麦孟华一同住在南城的一家关帝庙。张荫桓已于二月十二日回到北京，或许会与康有为、梁启超谈起失败的广岛之行，以及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之傲慢。梁启超去年夏天结识的一批名士则陷入困境，他们的好战姿态开始让位于恐慌、无奈、愤恨与努力保持的傲慢。和谈虽不可避免，他们却仍旧对现实不感兴趣，一味陶醉在道德姿态之中。翁同龢只是一味希望李鸿章坚守只赔款、不割地的底线，其实对日本的考量一无所知。

战事没有中断会试，却阻碍了很多举子来京，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省份，“盖因倭人犯边，水路不通，东南诸省皆不能来”。最终，大约五千人参加了会试，比往年少了将近两千。帝国的疆域过于辽阔，风俗差异显著，不同省份的举人缺乏共同体之感。他们照例围绕着同乡京官、商号与会馆，寻求京官印结，拜会老师，联络感情，准备应试，或逛一逛闻名已久的京师风物。对于大部分举人来说，会试才是京师中最重要的事情。

山西举人刘大鹏拜会了两位座师，准备了“贽金四两，门敬六千，土仪藕粉二斤”，还拜见了八位山西籍的京官，逛了逛广兴粮店、恒兴号等商铺。“京城甚大，凡出门，远则一二十里，近则三四里，必须一日工夫”，但“出门欲坐车，随地皆有……此外又有驴，欲省钱则骑驴”。初次入京者，很容易被都城的规模与气势所震惊。

“京都城中，不知几千百万人，每日之中，无论大街小巷，莫不肩摩毂击，攘往熙来”，刘大鹏发现，“酒饭馆千百家，日日满座，演剧院十数家，每院听戏者且有千余人……惟忌辰日不演”，但他又觉得京城“风气失于浮华，一举一动，莫非争个虚体面”。在东岳庙会，男女游客杂处，竟然毫不避嫌，这让他颇为震惊，首善之区都毫不符合孔孟之道，简直有礼崩乐坏之嫌。他还感慨，人们并不真的关心儒家价值，考试只讲究书法，“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这种忙碌与喧闹，似乎很容易消化前线的紧张感。刘大鹏没有提及中日会谈，只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提到了安维峻对李鸿章的弹劾，他对大刀王五的忠义之举赞叹不已，只可惜将其错记成 “李五”。至于马关谈判、李鸿章之遇刺，他在日记里只字未提，很有可能也毫不知情。

马关和谈于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开始，地点选在以河豚闻名的春帆楼，伊藤博文出任日方首席谈判代表。李鸿章将每一次进展用电报发给总理衙门，等待来自北京的指示。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回到下榻的接引寺，途中被一个日本人行刺，子弹贯穿鼻部，据说七十三岁的李鸿章镇定异常，用手帕捂住伤口，泰然自若地回到住所。刺杀改变了谈判进程，日方手脚大乱，从天皇到普通民众都表现出热切关注，忧虑这次刺杀事件会引发西方对中国的同情，令谈判更为棘手。中方对于自己代表的命运反而相当漠然，关注点仍在谈判上，“上为之不怡良久……恭邸亦相对愁绝”，翁同龢在日记中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似乎李鸿章只是代表失败的北洋、失败的自己。中国官员不知如何利用这个意外，将之变成谈判的筹码，自诩经验老到的李鸿章本人也是如此。但让中方兴奋的是，一直期待的休战协定终于在三月五日签订了。

对于这些历史插曲，梁启超没留下个人记录。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在谈判中显露无遗， 当日本媒体将谈判呈现于公众面前时。即使自认帝国精英的官员、举子们，也只能通过零星的消息略知一二——你很难想象李鸿章的谈判团中会有随行记者。“以一人敌一国”，在日后为李鸿章作传时，梁启超对于这位老人不无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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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暂时的停战中，举子们进入考场。 理学家徐桐出任主考官，副考官为启秀、李文田、唐景崇（他的哥哥唐景崧，正在即将被割让的台湾担任巡抚）。 危机丝毫没有反映在考场中，试题仍然是三道四书题： “主忠信”，“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由民”，诗题一道，“赋得褒德录贤（得廉字，五言八韵）”。

在考生围绕“忠信”“礼仪”“天下”“德贤”论文作赋时，清帝国加速了瓦解。 在他们进入考棚的第二天，日方开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条款，包括朝鲜独立，割让台湾、辽东两地，赔款白银三亿两，允许日本在华扩大商业投资等。 这些条款是日方不同利益集团的汇总： 陆军希望拥有辽东，保持对朝鲜之控制； 海军则要占据台湾，作为拓展东南亚的基石； 财政系统需要巨额赔款，为工业化提供资金……

条款传到北京后，朝廷中枢陷入震惊与愤怒。 大约四十年前，恭亲王曾说来自欧洲的蛮夷与之前不同，他们不占领土地，“犹可 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 如今，想不到同文同种的日本人更贪婪，直接提出了土地要求，赔款数额也是最惊人的一次。 这个要求像是普鲁士精神的延续（日本崇拜这个国度与它的铁血领导者俾斯麦），德国在1871 年强迫法国签下苛刻条约，割地与赔款不是意外犒赏， 它本身就是战争的目标。

“胸中磊块，未易平也”，翁同龢在当日写道。 在接下来几天，主战与主和的争议再起。 在军机处内，翁坚持“台不可弃”，孙毓汶则认为“战字不能再提”，至于恭亲王与庆亲王，都抱着“无所可否”的态度。在日记中，翁同龢密集地记下了自己的挫败、沮丧与泪水，空有一腔愤怒，却毫无解决方案。

三月十六日，举人们结束最后一场考试，马关正在进行第四场会谈。 对于带伤复出的李鸿章，日方只做出了少许让步，他们在要求割让的辽东半岛中划出了辽阳，即清帝国“龙兴之地”的一部分，将赔款由三亿两减少为两亿两。 伊藤威胁说，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第二天，他继续提高压力，要清政府四日内，也就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必须作出回复。 战事仍在继续，停战只限于北方，日军正在进攻澎湖列岛。

散场的举子们原本要投各种拜会，宴请、游荡、疏通关系，直到四月十二日放榜才决定去留。 但这一年，对日谈判的消息也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逃离了考棚中的紧张，卷入一种新的焦灼，意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参感。

“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没有明确提及电报内容，马关与北京间的频繁电文，只有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少数大臣才能看到。 文廷式感叹“总署事极机密， 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 连他的消息都支离破碎，在三月二十五日连衔的奏折中，还在要求推迟签约，要求使节“与之力辩”。 事实上，李鸿章已于二十一日晚间发电，将于二十三日上午与日方正式签约。

士大夫在自己的历史中纵横捭阖，却对国际知识所知甚少。 文廷式多少相信，《马关条约》可能如十多年前的《伊犁条约》一样， 即使大臣崇厚“勉强画诺”，仍可能借由曾纪泽的谈判挽回。 那是清流派声誉的顶峰，在他们的一连串攻击下，朝廷被迫重新签约。

文廷式也想借由清议力量改变结果。 自谈判以来，只有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与军机处、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了解内容。 文廷式则相信“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而“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

等到具体条款传到更广泛的官僚系统后，不难想象，它的苛刻程度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感。 “自有中国以来，虽石晋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尝有是也”，一位士大夫的感慨代表了普遍情绪。这屈辱甚至得到了天气的佐证。 当《马关条约》的原文条款 （三月二十八日）送到北京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刮起了大风， 黄雾四处弥漫。 这很难不视作上天的警告。

屈辱激发起行动。 自李鸿章前往马关，朝廷就一直收到反对议和的奏折。 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听闻割台的条款后，于三月二十日电奏北京： “和议给予土地不可行。 ”三月二十一日，丁立钧、华辉等五翰林上书反对议和。 紧接着，从载濂、载泽这样的王公贝勒，到张之洞、李秉衡等地方大员，再到御史、翰林学士，各种上奏纷纷涌来，要求拒和，尤其反对割地一条，为此不惜再战。 他们担心割地会导致南北形势发生改变，中国的防卫因此变得更难； 这样还会 丧失人心，以致内乱不断； 何况这还将激发列强的野心，以后纷纷 提出领土要求。 他们认定中国的失败并非系统性的问题，而是统帅非人、赏罚不明，只要找到合适的将领，纪律严明，就可以再战， 倘若把巨额赔款直接改作军费，就可能通过持久战获胜。 对日本的轻蔑之词仍大有听众，他们相信日本国小民贫，无法久战。 有些人还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比如湖北巡抚谭继洵请求皇上与太后前往西安，以备再战。这些奏折无不洋洋洒洒、痛心疾首，似乎在战场上失去的，可以在纸上夺回来。

德、法、俄三国的干涉，又给了他们新的希望。 三月二十九日，这三个国家的驻东京公使正式向日本提出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与其说这是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胜利，不如说是欧洲帝国对东方争夺的新篇章。 俄国害怕日本在朝鲜与中国东北势力的增强，想制止日本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法国希望维持东亚的均势，德国想借此在中国获得一个立足点。 干涉震慑了日本，却不能改变现状。 日本最终在四月十二日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但要追加三千万两白银的赔偿。

李鸿章

在所有的上书之中，唯一不同的声音来自四川提督宋庆，他在四月初一（4月25日）的奏折中委婉地提醒说，“兵非久练，不足深恃。 今日之急，尤在料简军实，去腐留精，尝胆卧薪，实事求是”，暗示自己主张议和。宋庆曾在辽东与日军作战，田台庄的失败令他刻骨铭心，而仍在前线的刘坤一、吴大澂则干脆保持沉默—他们终于获得了少许的现实感。

文廷式颇为自得地写道： “俄而御使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 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 ”在这段描述的 最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 时和议几沮”。

与文廷式的叙述不同，康有为将自己视作新风潮的开创者： “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拒和议，湖南人和之。 ” 官员的上书被忽略了，举人成了主体。 梁启超附和说： “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 ”因为人们惯用“公车”来指举人，这次行动也被称作“公车上书”。 等待会试结果的五千余名举人， 突然变成一股难以预测的政治力量。

与这对师徒日后的描述不同，上书并不是从举人们开始的，甚至最初的上书举人也与他们的策动无关。 四月初三，文廷式与戴鸿慈上奏弹劾都察院阻碍官员、举人上书。 四月初四（4月28日），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罗秀惠、淡水县黄宗鼎在台湾籍京官具保下，力争朝廷不要割让台湾，“祖宗坟墓，岂忍舍之而去？ 田园庐舍，谁能弃之而奔”，而“台民忠勇可用”，可与日人作战。这是最初上书的举人。 随后，更多的“公车”开始加入。 都察院是个极为低效的传输系统，举人上书须有同乡京官印结担保，都察院全体堂官签名，再按规定的格式抄录一遍，还不得有“违碍字样”。 这次接连上书是清代历史上的创举。 常年的政治高压与自我审 查下，读书人不能议论朝政，更不能结党行动，这一次，屈辱感战胜了恐惧与谨慎，无疑是对禁忌的成功挑战。 他们在圣贤书上读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突然有了某种表现渠道，这肯定是一种奇妙的新体验。 他们第一次作为政治力量出现，“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 这和南城独特的空间有关。 会馆成为集结与动员的中心，同乡京官将朝中的消息与情绪带给了举人们，并动员他们参与行动。 地缘是最佳黏合剂。 会馆密集分布，热情可以轻易从一个省份传递到另一个省份，甚至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每个省份的举人都想做出更有力的姿态，获取集体荣誉感。 广东、湖南、江西的举子尤其突出： 广东得风气之先，湖南因湘军神话赋予自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江西则与文廷式的活跃态度有关。 山西举人也多次集体上书，原本无动于衷的举人都为此感动，刘大鹏记得，每次都是御史裕德接受 上书，与举人“相对涕泣”。

《公车上书记》

一直到四月初六，梁启超才第一次出现在上书名单中。 都察院代奏了八十八名广东举人的上书，由梁启超领衔，麦孟华名列第五。 这份名单是当日都察院代奏的七件之一，同日还有文俊铎领衔的五十七位湖南举人，谭绍裳领衔的二十名奉天举人，十一名四川举人，四十三名湖南与江西举人的联合上书。 四月七日，又有二百八十九名广东举人的上书，领衔者是学海堂专课生陈景华，麦孟华列第六十三位，梁启超是二百八十四位。

单从两次署名，很难体现梁启超的重要性。 康有为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中，他认为自己具有超然位置，只要梁启超、麦孟华代表即可。 与其他举人不同，草堂师生的政治嗅觉极为敏锐，仅仅广东上书不足以表现他们的愿望与能力，需要一次跨越地域的行动。 四月初七，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想要通过更多联署，创造更大的声势，或许可以改变和约命运——中日双方在四月十四日烟台正式换约，直到那时才会正式生效。

聚会地点松筠庵是杨继盛故居，这位明代嘉靖年间的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以弹劾权倾一时的宰相严嵩著称，被视为士大夫道德原 则的最佳表率。 即使被打得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他仍坚持自己的主张，临刑前还在吟诵“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咸丰以降，这里成为日渐复苏的士大夫集会的场所，清流派尤其看中它的政治与道德意味，“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时政，正言弹劾，一时殿陛风生”，黄体芳、张佩纶、宝廷、陈宝琛等光绪初年的清流派常在此聚会，文廷式也喜欢于此“日集京朝官……论朝政得失”。

按照康有为计划，各省举人从七日到九日一起探讨他撰写的一万八千字上书，并征集签名，十日向都察院投递。 康有为被一种强烈的激愤所占据，称自己仅用一天两夜就写成了这篇长文。 梁启超与麦孟华不仅参与撰写，还四处奔走、联络举子。

在万言书中，康有为再度发挥了他恣意纵横的笔触。 他劝皇帝下三道诏书： 第一道是罪己诏，深切反省自己； 第二道严惩那些主 和的大臣、作战不力的将帅、和谈的使臣； 第三道是求才之诏，遍求天下人才。 他建议迁都，认为陕西是最佳选择，“抢守函潼，奠定丰镐”，接下来则是选择将才练兵，联合南洋的华侨助攻日本，“必有奇功”。 这篇万言书还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改革方案，包括富国、养民、教民与革新庶政。 在富国之法中，他建议发行钞票、修筑铁路、设立轮船公司、开发矿山、创办邮政诸多方面，这些都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养民之法中，他强调农业仍是一切的基础，建议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设立农学会等。 文章充满悲情意识，充斥这样字句： “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这也是当时典型的策论风格，看似提供了各种解决方案，实际上没有一种是切实可行的。

康声称有一千二百人参与了聚会，梁启超提供的数字则是一千三百名，康有为“实领袖之”，这意味着每四个举人就有一 人在万言书上签名。 但即使经道光年间扩建，松筠庵最多也只能容纳数百人，这一千余人该如何聚集在一起呢？ 很有可能，参与人以签署知单方式参与。 他们出于集体的狂热情绪在上面签了名，实际上很少有人有兴趣与耐心读完这封上书，也无心分辨它与其他上书的不同，甚至不知道康有为是何许人也。 刘大鹏就从未在日记中提到过康有为的名字，在他眼中，上书更像是举人们的自发行为，是一场没有领导者的运动。 来自福建的举人邱菽园也是这场跨省联署的参与者，但从未与康有为谋面。

不管有多少人参与，它都是一个重要的集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 松筠庵洋溢着悲情的气氛，众人此刻的姿态更胜于上书可能带来的结果。

但历史节奏与天气都没站在举人们一边。 四月八日，当举人们再度聚在松筠庵，原本晴朗的天空，“忽以向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 尽管这场异象“逾刻而止”，却彻底改变了院中的气氛，众人“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歔，愤悒不得语”。

风暴同样发生在天津。 天津自四月二日起接连降雨，然后海啸淹没军营，军士死亡上百，不少马匹毙命。 直隶总督王文韶电报说，“沿海防务非一两月不能成军”。举人们聚集于松筠庵时，王的电报也传到了北京，彻底摧毁了朝廷残存的拒和决心。 在紫禁城内，皇帝盖上玉玺，批准和约，派遣联芳与伍廷芳前往烟台换约。 在天津养病的李鸿章则电告伊藤博文，皇帝已批准合约。

举人傍晚散去时，“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他们中有人说“仍当力争以图万一”，也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 激愤的群情让位于退却与疏离，几百人又取回了知单，邱菽园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他认定“主战之不可恃”。 到了四月九日， “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

原本计划于四月十日上呈的万言书，最终夭折。 康有为将之归结于军机大臣孙毓汶的阻挠，举人“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 他还称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促成了皇帝批准和约，甚至不无故意地歪曲，直到四月十七日都察院仍在代奏江西举人与云南举人的条陈。这也是最后一次“公车上书”。

举人们情绪的变化，不仅因为和约的签订，也因四月十二日发榜。 除了中榜者，大部分人作鸟兽散，政治情绪随之消散。 草堂师徒迎来了喜忧参半的结果。 梁启超、麦孟华与梁朝杰再度落榜，命运却给了康有为奖赏，他在贡士榜上名列第五。 关于梁启超的落榜，还有一个传闻。 据说副考官李文田非常赞赏他——李以西北舆地之学的知识著称——在策论中取《西游记》的内容出题，只有梁启超的条对甚详。 李文田与另一位副考官唐景崇拿着考卷去找徐桐，希望在满额的榜单上增加这位考生。 试卷上的今文学说却激怒了徐桐，他责备李文田偏袒广东同乡。 李颇感惋惜，在试卷后批注 “还君明珠双泪垂”。 另一种传言是，徐桐将梁启超之卷误认为康有为所作，梁是代师受过。

北京的政治参与气氛消散了。 “和议之成，天下率皆不愿，违众而成，恐和议未能久耳， 何如不和之为妥也”， 刘大鹏在四月十五日写道。无论如何，这个山西读书人经历了人生一次独特体验，有机会表达对于国家事务的看法。 这是很多人的感受： 一个月来，举人单独或联名上书31次，1555人次，几乎覆盖了每一个省份。

“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梁启超日后写道。 上书没改变结果，却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 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而“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康梁师徒发起的联署没有最终上达，参与联署的并非他们自称的千余名，却也达到创纪录的603名。 康有为未能将好运气继续下去，在四月十六的复试中，只中了三等第四名，二十一日的殿试中则是二甲第四十六名，保和殿的朝考中只是第二等第一百零二名。 康有为的功名心与忧患意识同样显著，他将活动能力运用到关系疏通中，据说他想通过张荫桓打通阅卷大臣的关节，试图高中状元，跻身翰林院。 李文田颇为不悦，不仅将他摒斥在翰林院之外，还将他的躁进行为告诉了京城士大夫，康有为日后的论敌都将以此来攻击他。 五月十日的新进士召见时，康有为只被授予工部候补主事的官衔。 在一个充斥着冗员的官僚系统中，这无异于慢性死亡，很多人要等上十年、二十年才能得到一个实缺。 他这样的候补官员不需要赴任，也没有具体的工作。 “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康有为用傲慢来掩饰自己的失落。

会试再度失败没太影响梁启超。 至少在给朋友的信里，他没有流露出任何失落。 一连串的上书行动、康有为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还有迅速变化的政治气氛，都给他某种鼓舞。 在参加新贡士拟定复试时，光绪鼓励考生“直言无隐”，想“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殚心图治”，四月二十八日的朝考又以“变则通通则久论”为题。

年轻皇帝在战争期间的慌乱暂时退隐了，随之被激发出来的是变革的决心。 他在和约签订后颁下圣谕，鼓舞朝臣振作起来： “我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骛忽远图，勿沿故习，勿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

本文授权选摘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第六章。

朝野之中，拒和的热情同样变成改革的热情。 从翰林院编修到 地方大员，甚至普通生员，都认定变革之必要性。 “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防边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拊膺，合词呼吁。 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王鹏运在四月十七日的奏折描述到这种踊跃场景。王文韶也称，“此诚我中国自强之一大转机也”。

五月二十一日，康有为上奏《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 这是他对上一次并未呈交的万言书的改写，去掉了拒和，添加了自强部分。 他们也开始拓展新渠道传播自己的理念。 这一年夏天，上海石印书局出版了《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开篇是一连串序言，先是“仓山旧主”袁祖志与来自长沙的刘锡爵、斐如甫的序言，接着是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记录事件过程的《公车上书记》，《上清帝第二书》则作为主要内容出现。书中还附有康有为的殿试文章。 这对于一个三甲进士来说很不寻常，此前往往只有获得状元、榜眼、探花这种功名的人才有资格如此。 离京南下的邱菽园此刻恰好在上海停驻，“见坊肆众人争翻南海康氏《殿试策》”。这些小册子预示着康有为、梁启超的未来之路： 他们的影响力是依靠面向公众的印刷术，而不仅是奏折。

《公车上书记》在《申报》刊登了七次广告，销量高达数万部。一个康有为版的“公车上书”神话开始了。

（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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